叶赛宁(43)_虚阁网

四三

　　当代苏联诗人正努力在哲理与抒情中开拓艺术思维的空间，扩大对真善美和对人生意义哲理探索的范畴。他们从叶赛宁那里把握了袒露内心的本领，以感情真挚的抒情继承和发扬了叶赛宁诗歌传统。他们各自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把构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诗的主题，其中以爱情诗最为突出。青年诗人们写爱的萌动、爱的燃烧、爱的缠绵，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爱情题材中开掘鲜为人知乃至意识不到的诗美。他们的爱情多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为特点，且格调清丽，明朗纯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写这类诗时，青年诗人们甚至具体借鉴了叶赛宁的艺术手段，善于用情节去加强诗的结构，使爱情抒情诗内容充实而不抽象。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的《我原以为你是我痛苦的根由……》（1960）一诗便颇具代表性：女主人公寥寥数语的数落，便把一个情场骗子的“廉价把戏”戳穿，使其虚伪与丑恶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从此与其一刀两断、分道扬镳。这诗与叶赛宁的《你不爱我也不怜悯我……》（1925）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叶赛宁该诗结尾的警句：

　　爱情不可能去了又来，
　　灰烬不会再烈火熊熊。

　　作为一门艺术，诗歌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反映和掌握客观世界，鼓舞人民改造客观世界，它的艺术使命还在于反映和掌握主观世界，在于它的审美价值，即陶冶和净化人的感情，使其高尚和纯洁。不言而喻，这在“效果”上仍然是有助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在诗歌创作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永远应当处在和谐和统一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有感而发，有激情而作。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苏联诗歌仿佛不是沿着真挚感情的抒发道路前进，而是依附于“订货”，由于过分强调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而忽视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结果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反映客观世界，即“歌颂光明”的“单调”的繁荣。

　　这尤其表现在卫国战争胜利后的十年。用老诗人阿谢耶夫的话说，战后十年的诗歌“灰色单调”。而著名批评家鲍·索洛维约夫认为，那时的诗“平庸肤浅，华而不实”。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诗歌创作空前活跃。中断了几十年的叶赛宁抒情传统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青年诗人们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唯理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张充分抒发内心的情感和激情，表现自我。他们的作品，许多都选材新颖，构思上完全摆脱了“歌颂”的套式而追求哲理性的揭示。于是，诗坛上不断出现思想开拓和艺术探索方面的大胆尝试。一代又一代的苏联新诗人都在不断向叶赛宁学习，借鉴他把握真正诗歌艺术的奥秘和独特的风格特征。叶赛宁的诗，以其柔和而轻盈的音响叩击着读者的心灵，以其心灵秘密的揭示和优美而坦荡的抒情使青年诗人和读者“着迷”。

　　在6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70年代的“悄声细语”派诗人的作品里，几乎都明显留有叶赛宁睿智、秀逸乃至感伤抒情诗的姿影。即使在一向以重大主题为特点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抒情诗里（如《在我生活的时日……》，1967），读者也能发现诗人对正在流逝的生活所怀有的叶赛宁式的淡淡的哀愁。“悄声细语”派的代表人物，农村出生的诗人鲁勃佐夫（1936—1971），如同叶赛宁童年的经历，从小受民间诗歌的熏陶，诗的风格清新淳朴，语言通俗易懂，音韵优美动听，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他那洋溢着淡淡哀愁的诗的基调，与叶赛宁的诗十分近似。鲁勃佐夫生前始终认为叶赛宁是他的老师。在鲁勃佐夫所有的诗中，几乎都能捕捉到叶赛宁式的抒情基调。在把握叶赛宁状物抒情的艺术技巧方面，鲁勃佐夫尤为成功，例如《故乡之夜》：

　　……

　　如果厄运不再惊动心灵，
　　就像那影儿一样悄然移动，
　　四外是这样寂静啊，
　　恰似人生不再出现震惊。
　　尽可将整个心灵
　　沉入那神秘的憧憬，
　　令人清醒的哀愁却笼罩心灵，
　　宛如溶溶的月色笼罩寰中。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和人类，即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是叶赛宁的另一个特点。他的诗笔调沉郁、朴实自然，富有很强的哲理性。《我不悔恨，不呼唤，不哭泣……》（1921）和《故乡行》（1924）等诗，是对生活真谛的思考，而《我不想欺骗自己……》（1922）和《给普希金》（1924）乃是对生活的总结和对理想的概括。它们既是内心抒情诗，又是哲理抒情诗。“文学不可能有空中之根”（叶夫图申科语）。叶赛宁诗歌的哲理特点，同样是在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俄罗斯的抒情诗中，充满了哲学思想的作品，早已引人注目了。普希金、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而在叶赛宁的笔下，这类作品寓哲理于浓郁的抒情之中，更具特色，耐人寻味。尤其在风景抒情诗中，形成了叶赛宁独特的大自然感和哲理性。他在艺术上的、哲理性的揭示，并不在于他指出了人与自然的相近和同源关系，而在于他以诗歌创作证实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和浑然一体。批评家弗·谢瓦斯季扬诺夫认为，“从哲学观点来看，诗人（叶赛宁）表达了自然与人和谐统一、有着根本联系这一‘科学’思想……”①

　　①《文学报》，1977年5月26日。

　　哲理抒情诗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近30年来，不论是50年代后半期与60年代前半期“大声疾呼”派的横扫千里的时候，还是60年代末期以来“悄声细语”派滔滔天下的时候，似乎传统哲理诗派始终如一，循着自己的道路走。而70年代以来，叶赛宁式的沉思型的哲理抒情诗尤其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擅长哲理抒情诗创作的诗人，都充分运用象征、隐喻，寓意深邃地表达一定的哲理，诗的形象也闪烁着强烈的哲理光芒，如马尔蒂诺夫的《拴着的狗》（1981）、舍夫涅尔的《箭》（1981）、维诺库罗夫的《幸福的人为别人分忧……》（1968）、杜金的《蜡烛颂歌》（1982）、索洛乌欣的《伴笼中鸟》（1975）等等。这些优秀的哲理抒情诗举轻若重，寓警策于平淡，是叶赛宁哲理性诗歌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的明证。

　　叶赛宁的抒情诗，是现实生活的具体事件、自然小景在诗人感情世界里所激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不少诗写的是“风花雪月”，但却没有脱离时代，而是同时代保持着微妙的联系，诚如维诺库罗夫所说，“像地震仪那样记录了时代的震动”。②叶赛宁似乎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诗，而且他也愿意看到自己的诗同生活融合一起。后来的各种不同命运的诗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开“悄声细语”派之先声的索科洛夫的诗就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②《诗歌与思想》，第71—72页，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

　　我真希望这些诗行，
　　忘却自己是词句，
　　而成为天空、屋顶、微风，
　　湿润的街心花园里的绿树。
　　让打开的书页，
　　像从敞开着的窗户里
　　射出光明、响起鸟鸣，
　　发出生活深处的呼吸。①

　　①《日日相传》，第7页，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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