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30)_虚阁网

三〇

　　这无疑是诗人政治上的正确选择。而情感领域里，抒情主人公与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的恋爱，在革命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是注定成为悲剧式的：爱情无法跨越阶级的鸿沟。然而，爱情有时是无法解释的，对坠入情网的青年男女来说，这种感情往往是“割不断，理还乱”的。安娜被阶级斗争的热浪冲到了大洋彼岸。但在异国土地上生活了七年，她依然抑制不住对心上人的恋情。而且，这情感还渐渐变得更为纯洁、崇高：

　　我常常到码头上去，
　　在一艘艘轮船中间寻觅
　　和注视那颇有威力的
　　苏维埃红旗，可内心
　　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恐惧。
　　我的路已清晰可见……
　　您还像过去那么可爱，
　　如同祖国，如同春天……

　　这是女主人公对恋人和祖国的爱的升华！这种苦恋本身就蕴含着现实主义悲剧的艺术美。

　　综观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在艺术上的追求与探索。然而，他首先是一个注重思想内容、社会目的明确的现实主义诗人。

　　即使在仿佛信手拈来的素材里，我们也能看出叶赛宁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叶赛宁曾在诗中写道：“我歌唱客人，歌唱你，也歌唱火炉、庭院、公鸡……”，“我要用诗歌的语言，赞美那平坦的垄田……”

　　农村、大自然、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叶赛宁抒情诗的创作素材。叶赛宁的诗歌创作，他描画的“第二自然”、“第二现实”，有时甚至超越了“写实主义”巨匠的成就。然而，与写实主义艺术家不同的是，叶赛宁的作品里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炽烈激情。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叶赛宁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基础和独特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不过，任何伟大的诗人都是凡人而不是神。任何以情感真实为创作原则的诗人的笔下，都可能出现好诗和坏诗，叶赛宁自然也不例外。读者不应以无限的敬意去把自己所喜爱的诗人尊崇为神，也勿需拿坏诗去否定自己所不喜欢的诗人。重要的是，时间是最公正的艺术鉴赏家，它总是让最珍贵的诗歌作品世世代代流传下去，让坏诗自生自灭。

　　第十章　《无赖汉之恋》

　　在西方，苏联诗人叶赛宁生前和死后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俄罗斯诗歌传统的抒情诗人，而在苏联本土，叶赛宁的诗歌地位却并非无可争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他背的是“颓废诗人”的恶名。这种恶名的根据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他的自杀，二是他为“无赖汉”唱赞歌。他的许多诗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对无赖汉、妓女、低级酒馆的美化、迷恋、欣赏和崇拜。然而只要我们时刻记住，这类诗篇同样是诗人内心的袒露，并非客观的描写或暗示、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便可从中看出叶赛宁的忧郁和对解脱的寻求。

　　叶赛宁自杀之后，苏联文艺界立即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批判运动，文艺界纷纷指责他的“悲观和颓废”情绪。从此，所谓“叶赛宁情调”便成为悲观、颓废情绪的同义词了。然而，就实质来说，所谓“叶赛宁情调”，其实就是指他的忧伤情绪，就是指他诗歌那“淡淡的哀愁”基调。

　　这忧伤的情绪，这“淡淡的哀愁”既包含着诗人的个性特点和气质，也体现着诗人的创作风格，其忧伤情绪的产生是既有主观因素又有社会根源的。

　　叶赛宁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谁战胜谁”的空前残酷的国内战争、前所未闻的饥荒、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那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破旧立新、天翻地覆的混乱时代。直到20年代初期，人们还有的欢呼、斗志昂扬，有的惊恐、迷惘、手足无措。那时，苏联诗坛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学团体和美学流派，其中包括“左”倾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主义者。各种流派的诗人、作家、画家、导演都在俱乐部、咖啡厅、剧院里争论不休，可说各个角落都在就艺术创作问题进行论战。一时间，豪言壮语已成为一种风尚，什么样的艺术形式的试验和探索都有。而在叶赛宁的全部抒情诗中，读者却见不到此种高调的影子，也看不到标新立异的艺术形式探索。叶赛宁与众人不同。

　　根据莫斯科第一大学的精神病院所整理的病历来看，叶赛宁之死并非由于悲观厌世，他“从1925年11月起，就患有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症和迷幻症”。①而此前他酗酒闹事是出了名的，且多次“记录在案”，还常常在警察局的冷板凳上过夜。这可能是叶赛宁自寻短见、离开人世的主观原因。

　　①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14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

　　客观上呢？根据当代诗人斯·库尼亚耶夫所提供的最新材料我们知道，叶赛宁周围的诗人，先后几乎全部被清洗，而在这些人的肉体被消灭之前，精神上就已遭到了摧残。其中，叶赛宁的挚友阿列克赛·加宁，早在1925年就被无情地镇压；其他诗人，如尼·克柳耶夫、谢·克雷契科夫、彼·奥列申、瓦·纳谢得钦、帕·瓦西里耶夫、伊·彼利勃鲁德内依等，都在30年代惨死在监狱和集中营里。①叶赛宁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精神上已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和苦闷。

　　①参阅斯·库尼亚耶夫：《一切从标签开始》，《立场》，“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90年。

　　十月革命前，来自农村的叶赛宁被贵族诗歌称为“农民诗人”，其中既有对他给死气沉沉的诗坛所带来的大自然的清新气息的赞赏，也含有对这位俄罗斯农村土生土长的诗人的“土气”的鄙夷。然而，叶赛宁的气质，他的聪明才智和自尊，使他偏要“大闹诗坛”，显示一下“农村诗人”的高明：不仅以诗使城市人惊叹，还要以“风度和派头”给城市带来非同小可的震惊。这就是为什么他时而一身农民打扮，出入贵族沙龙，时而又西装革履，进出低级酒馆，酗酒闹事、一醉方休。

　　十月革命后，叶赛宁政治上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革命题材的优秀诗作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在国外期间的言行。1922年，叶赛宁在回答柏林一家报社的记者问时强调说，他热爱俄罗斯，而且，除了苏维埃他不承认任何政权。叶赛宁在国外，在柏林或在巴黎，都曾滥饮烈酒，但任何时候他都能保持政治上头脑清醒，坚决回击白俄侨民或西方资产阶级文人的挑衅，“不能容忍任何对苏维埃国家的污蔑。”

　　在诗歌创作方面，30年代初期，叶赛宁基本上属于意象派。意象派《宣言》正式发表（1919年1月）的时候，叶赛宁同留里克·伊甫涅夫、阿纳托里·马里延戈夫、瓦季姆·舍尔舍涅维奇一起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这些诗人表面上看来个个都是花花公子模样，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仅1920—1921年间就出版了三十余种诗集。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场所——“飞马站”，在那里聚会，朗诵诗歌，探讨技艺。叶赛宁一度是意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以意象派诗人而自豪。1923年，叶赛宁曾打算在巴黎出版诗集《小酒馆式的莫斯科》，尽管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叶赛宁当时就连书的封面乃至收入哪些作品也都考虑好了，甚至打算在封面上注明自己是一位“意象派诗人”。①

　　①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254—255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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