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13)_虚阁网

一三

　　叶赛宁与邓肯本来只是同居，但在办理出国手续之前必须先去办理结婚登记。邓肯比叶赛宁大17岁，为了缩小她和叶赛宁之间年龄的差距，她有意将自己的实际年龄瞒了8岁。出国旅行之前，邓肯为防万一，写下了自己的后事安排和遗嘱，强调说如果她先于叶赛宁去世，那么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合法丈夫叶赛宁继承；如果两人同时去世或者叶赛宁先去世，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她的兄弟奥古斯丁继承。当他们的出国手续和准备工作都已办理停当之后，便于1922年5月10日踏上了前往欧美的旅途。然而，国外并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在柏林，由于唱《国际歌》而遭到流亡的白俄作家一顿毒打；在巴黎一家饭店里，由于嘲笑弗兰格尔、邓尼金及其余党，结果也被殴打，连礼帽和手套也丢了；在美国也发生过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也正是在柏林、巴黎、纽约，叶赛宁才见到了没有祖国的那一部分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

　　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
　　伴着手风琴泪诉愁肠，
　　诅咒自己的种种失意，
　　把莫斯科俄罗斯来怀想。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叶赛宁亲眼目睹了白俄侨民在国外的悲剧生活，开始思考和探索他们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远离祖国所产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叶赛宁才着手创作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的。那些流亡者之中不少人不得不长期漂泊在国外，过着无限孤独的生活，经历了无法表达的“苦难的历程”。诗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比谁都早地感觉到生活在底层的白俄侨民的悲剧处境和无望的挣扎。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绝望，侨民们才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而这一切都成了诗人抒情的素材。作为“小叙事诗”的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最初只有四首，收在1923年出版于柏林的诗集《闹事者诗抄》里。

　　这四首诗是：《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唱吧，唱吧，伴着该死的吉他……》、《啊，如今事情已经定了……》、《我不打算欺骗自己……》。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创作背景，我们还会发现，《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不仅仅是抒写白俄侨民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不单纯是诗人内心的写照，那辛辣的笔锋和直言不讳的抨击，许多地方都是有具体所指的，例如：

　　我不是恶棍，也没打劫于绿林，
　　没枪毙狱中不幸的人们。
　　我只不过是个街头浪子，
　　对迎面的路人笑脸相迎。

　　据赫雷斯塔霍夫考证，这诗实际上又是为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布柳姆金所画的像。“布柳姆金曾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非常积极的契卡工作人员，曾多次在叶赛宁面前夸耀自己在卢比扬卡监狱地下室里干的那些血腥勾当。正是此人刺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事端……此后还得到托洛茨基的重用，被任命为高加索红军监察员……”①

　　①见《英吉利捷尔旅馆的秘密——一份私人侦查笔记》，《当代苏联文学》，1990年第3期。

　　西方是把叶赛宁当作风月场中高贵的游子接待的，而对邓肯的印象不外是被“赤化”了的一个西方舞星。叶赛宁想趁这次出国的机会创作一些国外题材的诗，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使他产生了压抑之感，全然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赋诗的兴致锐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用诗人敏锐的眼睛审视着、观察着异国纷纷扰扰的、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他看到了“美元先生”的力量，厌恶那里富人们的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在那里人们追求的是金钱和享受，对艺术则毫无兴趣，一本诗集的最大印数是500册……叶赛宁虽然身在国外，心却思念着祖国、故乡。异国的旖旎风光和高山蓝天怎么也无法同祖国和故乡媲美，无法相提并论。在国外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叶赛宁很少写作。从他写往国内的信件里可以看出，他不论是在柏林还是在罗马，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芝加哥，都无比怀念祖国，即使是世界闻名的美丽城市巴黎，在叶赛宁的感情世界里也不如祖国、故乡美。俄罗斯的山川风物使身在异国的叶赛宁魂牵梦萦。这在他为数不多的国外诗抄中也可明显地看出来：

　　唉，这些国家我也知道，
　　那里的道路我走过不少，
　　现在我真想归来，
　　靠故土越近越好。

　　对祖国的挚爱使叶赛宁成为一棵离不开俄罗斯土壤的树。

　　1922年10月至1923年2月，叶赛宁在美国逗留了四个多月，游历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连德、堪萨斯城、费城、巴尔的摩、孟菲斯、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印第安那波利斯等等，看到了“灯火的海洋”和四通八达的公路，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残酷性质。这些城市给他留下的直接印象都反映在特写《铁的密尔戈罗德》（1923）里。

　　“密尔戈罗德”本是果戈理揭露封建农奴制的中篇小说的名称，叶赛宁不无选择地借用此名，并冠以“铁的”形容语，旨在讽刺“金元帝国”

　　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贫乏，同时也真实地纪录了诗人对美国的具体感受。

　　叶赛宁与邓肯，各自是对方命运中的匆匆过客，各自是对方幸福与痛苦的根源。也许，正因为他们首先是艺术家，彼此之间才产生了平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深厚感情。当年，他们幸福也好，痛苦也罢，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在国外期间，叶赛宁与邓肯之间的矛盾愈益加深。这两个恋人不论论出身还是论受过的教育，不论论年龄还是论性格，差别实在过于悬殊。除此之外，还有语言不通的障碍：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他们只能求助于代名词和手势交换思想。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但性格上却缺乏和谐一致。也许，这是他们最终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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