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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远征记》那沉郁而悲壮的基调时时体现在叶赛宁的诗剧《普加乔夫》之中。请看主人公普加乔夫面对雅伊克河水的沉思和长叹:

  雅伊克,雅伊克,你曾用着
  受压的百姓的呻吟把我呼唤。
  那晚照中沉入了忧思的村落,
  气得鼓起了癞蛤蟆似的怒眼。

  不过我知道,这里的农舍——
  只是一口口木头制的洪钟,
  狂风布起阴霾把钟声吞咽。
  啊,茫茫的草原,帮助我
  实现我的图谋让敌人丧胆!

  这情感沸腾的诗句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伊戈尔远征记》里主人公面对第聂伯河和顿涅茨河滔滔之水长叹的诗节。这都表明,继《伊诺尼亚》、《约旦河的鸽子》、《天国鼓手》之后,诗剧《普加乔夫》标志着诗人的创作是反映人民斗争这一课题的现实主义概括的一个伟大转折。

  从1967年起,叶赛宁的这一诗剧就被搬上了苏联大城市的几家话剧舞台,成为保留演出的剧目。著名诗人维索茨基在话剧舞台上成功地扮演过诗剧《普加乔夫》同名主角角色,并引起轰动。波兰和意大利等国也相继改编和演出这一诗剧。

  然而,在创作诗剧《普加乔夫》的同时,叶赛宁还创作了一些“城乡对立”的抒情诗,流露出诗人对未来“机器王国”可能征服农村的忧虑心情,担心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会破坏大自然的美。

  诗人曾满怀激情地讴歌过耕牛和农村田野,害怕“铁蹄钢马”(火车)、公路和电线杆对农村的“侵犯”,对自然风景的“扼杀”。此外,叶赛宁当时还在颓废文人“过分的和虚假的赞美”声中一度陷进了色情颓废的泥坑。他常常和围绕着他的一群食客“朋友”在小酒馆里喝烈酒,有时还由于酗酒肇事而在警察局的冷板凳上过夜。随着《无赖汉》、《无赖汉的自白》、《闹事者的诗》等为标题的诗相继问世,以情绪颓唐、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为标志的“叶赛宁情调”这一名称便在文艺界出现了。“叶赛宁情调”的产生是有其重大的社会政治原因的:1920年夏末,叶赛宁从莫斯科回到故乡康斯坦丁诺沃,目睹了农村没有火柴、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的凄凉景象,看到人们心头蒙上的阴影和惶惑不安。诗人为农村和迷人的大自然景色的衰败而感到惋惜和痛心,为农民请命,为大自然哀叹,于是创作了《我是最后的农村诗人》一诗,献给自己的朋友马里延戈夫(1879—1962)。此时诗人对工业时代的进步前景还看不清楚,依然留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哀叹“钢铁客人”对可爱的农村的进逼。于是,内心的迷惘、不安和忧虑全都倾注于笔端:

  我是最后一个农村诗人,
  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
  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

  ……

  不久将走出个铁的客人,
  踏上这蓝色田野的小道。
  这片注满霞光的燕麦,
  将被黑色的掌窝收掉。

  ……

  那报更的梆子很快就要
  把我的十二点轻轻鸣报!

  这里,当然不是指肉体的死亡,而是指在“铁的客人”——“城市的无情铁蹄下”最后一个农村的诗人的诗之“毁灭”。美丽的大自然的被破坏势必导致诗与歌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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