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79)

七九

　　然而，常客们并不十分欣赏这种讲课和舞蹈融为一体的形式。他们已欣赏过伊莎多拉轻盈美妙、富于青春魅力的单人舞，所有学生合在一起也远不及她独自一人的演出动人心弦。

　　其他演出都是在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的伴奏下露天举行的。伊莎多拉总是独自表演前一部分——通常是瓦格纳风格的舞蹈——艾尔玛和女孩子们合演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舞曲则构成了演出的第二部分。

　　在基辅逗留两周后，伊莎多拉发现学校的经济条件未见好转，大部分演出所得付给了管弦乐队和旅馆。

　　伊莎多拉借款将艾尔玛和孩子们送回了莫斯科，随即同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如何继续巡回演出，以便多赚一些钱。他们计划带上一名钢琴伴奏，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斯坦、乌拉尔地区巡回演出，也许还要到西伯利亚和中国。

　　看上去这的确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计划。这次行程减少了管弦乐队的巨额开支以及15个孩子的食宿费，经过的地方又都是伊莎多拉的未曾演出过的城镇，而在这些地区她的名声又早已家喻户晓，所以此行必定会大大增强她自己和学校的经济实力。

　　同艾尔玛一起回莫斯科的孩子们因无法到农村度假，便决定为城市儿童们上课，课堂设在由伊莎多拉的老朋友波德沃斯基负责管辖的位于麻雀山的体育场。学生们身着短短的红色衣衫，学习邓肯设计的练习动作以及一些最简单的舞蹈。他们在阳光下边跳边唱革命歌曲。夏季数月，这些面色白里泛黄的城市儿童已被晒得黝黑，成了健康愉快的爱跳舞的人。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同钢琴师马克·梅奇克和经纪人季诺维也夫正在旅程上奔波。但他们三个却屡遭失败，不仅没赚到钱，而且遭了许多罪。

　　8月中旬，整个夏天都在运动场上接受舞蹈训练的孩子们得到了伊莎多拉返回的消息，聚集在位于普列特奇斯坚卡大街的校舍外面。伊莎多拉乘车离开火车站驶往学校，抵达后被迎进了学校大客厅的阳台上。在那里，她俯瞰着由500多名身着红衣的儿童构成的海洋。他们向她欢呼，她则报以微笑，并向他们挥舞着红围巾。随即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孩子们依次轻盈地舞过阳台，每人都将前面同伴的手高高举起。

　　伊莎多拉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她对身旁的人说：“见到这500多名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我所受的那些磨难算得了什么呢？”

　　当孩子们列队前往麻雀山去上每日必修的舞蹈课时，伊莎多拉无法安心留在学校休息了。她跟着他们来到了运动场。他们在此再次为她翩翩起舞，列队而行。从此以后，伊莎多拉冒着八月的酷暑，天天前往运动场为幸福的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进步而欣喜万分。

　　1924年9月，伊莎多拉·邓肯掀过了她生活中俄国之旅的一页。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国演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而她的朋友们及家人则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在这期间，伊莎多拉四处流浪，投宿于工作室和设施简陋的旅馆，有时甚至吃不上饭。他写给养女和学生艾尔玛的信反映了柏林这段生活的真实增况。

　　“‘9月底：’”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告诉你一些好消息，然而事与愿违，这项合同是一场骗局。他们都是骗子，他们没有付款，我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我在柏林没有一个朋友，伊丽莎白也身无分文。

　　布卢特内尔大厅座无虚席，观众们热情洋溢，而评论家们则大多刻薄无礼……我一文不名，却住在一个收费高得吓人的旅馆里。……今天下午我在等待未自俄国的一位律师。当然，我可以指控他们犯有诈骗罪，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然而这对我并无多大好处……

　　我已全然不知所措——首批演出组织得极差，以致今后我很难再签订合同。他们有一支糟糕透顶的40人的管弦乐队，演奏总是跑调。在这里我就像囚徒般闲坐着，连要一辆出租汽车的钱都没有！

　　我已濒于自杀的边缘。伊丽莎白很忙，又没有钱，所以无法帮助我。……这里的报纸将我视作受雇前来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对我充满了敌意。实际上，这种误解多么可笑！

　　“‘0月初：’”

　　1924年我大概命中注定要陷入悲惨的处境，我仍在这里等待，天知道等待什么。柏林简直可怕。在莫斯科街上卖火柴都比呆在这里要好。……

　　伊丽莎白十分温柔，但却没有一分钱！我接到了你的电报，并打电报询问马霍尔姆能否为我在维也纳签订一项合同。

　　我花费不少时间琢磨哪种毒药能够使人比较平静地死去，我不愿选择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死法。

　　“‘11月底：’”

　　我已经四个星期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我正困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我签了三项合同，也被欺骗了三次。最后一项合同约定去汉诺威演出。届时，经纪人竟支付不出旅费。他们全是一伙骗子。

　　我无法离开此处！旅馆已四个星期没有供给我们饮食了。一位美国朋友每天给我送来一块烤牛排，但他也没有钱。我给戈尔季耶夫打了电报，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伊丽莎白抛弃了我，到维也纳拜访一位富裕的朋友去了。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居然将我拒之门外。我因支气管炎病倒了两周，现在又饱受着牙痛的折磨。

　　我已给雷蒙德打过电报，但他远在尼斯，显然无法、也不可能为我提供任何帮助。德国今人无法忍受，简直地狱般可怕。我无法预料今后还会遇到什么。

　　“‘12月中旬：’”

　　你为什么不答复我的电报和信件？尽管我不断地给你发航空信和电报，六周来却从未见过你的片言只字。我焦急万分。你总没有病倒吧？学校还存在吗？在这里我无法从俄国大使馆领到护照，请想方设法为我搞到护照以及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离婚证书。愿上帝保佑他，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一周内我在这里的居留期限就要到了，因此我可能只好回莫斯科。各国都以我的“政治关系”为借口拒绝给我签证。我有什么政治关系？我的政治关系在哪里？连我本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在这个极不友好的城市里，我进退维谷，茫然若失。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如果我回俄国的话，你能为我联系一个赴西伯利亚演出的合同吗？

　　他们甚至不发给我赴维也纳履行合同的签证。……你们很快就要为我的葬礼送花圈了。你为什么六个星期不给我发一封信或电报？

　　当不幸的舞蹈家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也有为数不多朋友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包括两位学音乐的美国学生：年轻的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他们仅靠有限的津贴维持生活，但他们为伊莎多拉献出了最后一分钱。他们陪伴着她，努力让她心情愉快。当饥肠辘辘的舞蹈家收不到家人和密友的来信、形势进一步恶化时，阿伦·科给巴黎的一位朋友写了信。

　　在那张信纸的背面，胡乱涂抹着潦草的铅笔字迹，仿佛出自一个绝望的病人之手，那是伊莎多拉的手笔。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