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70)

七〇

　　突然，伊莎多拉振作起来，邀请我们到工作室走走——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舞台设在房间的一端，一排排软沙发倚墙而放。在这里，伊莎多拉恳请我朗诵刚刚完稿的《波乌加物斯切夫》这首诗。我在这首诗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风儿，土地和树木。我担心自己有缺陷的发音和怯懦会破坏这个抑扬顿挫的作品的美感，但仍违心地朗诵了这首诗。我的朗诵不十分使她满意，因为等我朗诵完毕，她立即请叶赛宁用俄文朗诵一首。此时此刻，让人感到多么羞愧！我的拙作怎能和叶赛宁相提并论？叶赛宁倏地诗情勃发，低吟慢咏了起来。它像是晨风吹过嫩绿的叶丛沙沙作响，是一种发乎天性的诗人气质的曲折变化的表现，我从未见到过诗歌能被这位诗人提到这样的高度。朗诵诗歌是他对自己感受的出色的总结。他歌唱它们、赞扬它们，他使它们像雨点般落下，他尖声抒发它们，他以动物般的温顺和力量表示这些感受，使听众和他同样感受，同样如醉似狂。

　　我在那天晚上感悟到，这两个存在物，尽管各不相同，不可能不带悲剧性地分离……

　　日子就这样在朗读诗歌、排练节目和社交应酬中一天夭地过去。

　　9月底，伊莎多拉通过她的老朋友、法兰西喜剧院的塞西尔·索雷尔的强有力的社会影响，获得一个法文证件。带着这个证件以及必要的由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她和她的丈夫放心大胆地登上了“巴黎号”航轮，驶往纽约。

　　1922年10月1日，当“巴黎号”航轮驶过自由女神铜像，缓慢地向纽约湾行进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员的通知，说她没有获准登陆。她的丈夫叶赛宁和秘书弗拉基米尔·韦特卢金也同样未得到准许踏上伊莎多拉曾向他们详细介绍过的国土。那位官员讲话十分客气，但无实质内容。

　　船停靠在码头，伊莎多拉可以会见她的亲属和经纪人，并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巴黎号”的莫拉斯船长向移民局官员为他们做了担保，并邀请他们做为他的贵宾留在船上，这样才使他们免于蒙受在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的羞辱。

　　在来访者离船之后，在码头的大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侦探。他轻轻拍了一下经纪人的肩膀说道：“嗨，你得跟我走一趟。如果你不老实跟我走，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位不服气的经纪人的衣服全被剥光。他们将他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和缝合处彻底检查了一遍。

　　对于伊莎多拉，当时没有任何扣留她的理由。前来采访她的一大群记者中，有一位暗示说，当局认为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是专门到美国宣传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伊莎多拉驳斥道：

　　“荒唐透顶！我们是想告诉美国人民，可怜的俄国儿童正在挨饿，决不是来宣传俄国的政治。谢尔盖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们来到美国的唯一愿望，就是告诉人们俄国人的诚意，并为恢复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工作。既非政治，亦非宣传，我们仅仅是为艺术界工作的。我们相信，俄国和美国的首脑正准备相互理解。”

　　然后，她面带甜蜜的微笑对记者们说：“有一件事实在使我吃惊，那就是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在那次革命中曾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诗人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一些新闻记者甚至指责伊莎多拉挑起此事以使她的美国之行起到广泛宣传的效果。然而伊莎多拉并不缺少辩护者。这座大都市的报刊上多次发表抗议社论，并在专栏上刊登了许多来信。

　　10月2日早晨，被扣留在“巴黎号”上的伊莎多拉一行，由两名卫兵押送，来到海关办公室。

　　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将他们的行李全部打开进行彻底检查。所有穿戴的服饰都被翻过来检查，所有的衣兜都摸过一遍，就连用脏的亚麻布制品也未能幸免；全部书写材料都用显微镜仔细看过，所有只要看来是俄文的印刷品全部没收，以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所有的交响曲与钢琴乐谱逐页翻看，伊莎多拉还得不时地做些解释，诸如她写在音谱上的旁注是什么意思等。

　　这种不慌不忙的。没有找出任何罪证的检查结果是，当事人依然由卫兵押送，重返法航码头。

　　秘书在那里迎候他们。然后，一辆出租汽车将他们带到驳船办公室，又从那儿赴埃利斯岛。等了一会儿之后，他们终于被带到审查局门前。在问讯室里，由移民局长和助手出面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伊莎多拉和她的同伴们面带微笑，走出审查局。

　　伊莎多拉冲着在外面等候的经纪人和律师大声喊道：“宣布无罪！我们是无辜的！”

　　坐在返回纽约的小汽艇上，伊莎多拉对随同她前往的记者们说：

　　我有仿佛被宣告未犯杀人罪一样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然后他们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还想知道我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怎么知道？我从不看自己跳舞。

　　审查局还问我，当我从俄国飞抵柏林时，是否与在那里的奥地利官员谈过话。我不得不讲出令他们失望的真话。我在离开俄国归来的途中，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从未与任何一位奥地利官员交谈过。其他的问题更是荒唐可笑。如，他们竟然想了解我和谢尔盖是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

　　在我踏上埃利斯岛之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人的大脑怎么会挖空心思想出如此之多的、向我快速袭来的问题。我从不关心政治。在俄国居住的那段时间，我全都用来照顾年幼的孤儿，并将我的艺术传授给他们。说我是，甚至暗示我是布尔什维克，纯粹是胡说八道！废话！蠢话！

　　船在巴特里靠岸时，许多朋友来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前往下榻的旅馆。伊莎多拉离别近五年后在美国公众中初次露面前，虽然在那种令人厌烦的气氛中仅生活了四天，但她早就需要这家著名的旅馆所能给予她的照顾以及安静、舒适的环境了。

　　10月7日，星期六，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3000名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外面还站着数百名观众，他们企盼着能等到哪怕是一张站席票。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