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68)

六八

　　观众们得助于黑暗的鼓励，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习惯于大合唱，于是，跟着领唱者一起唱了起来。深沉热情的洪亮歌声从黑暗中涌上来，倾泻在舞台上。

　　台上，伊莎多拉独自一人沉默无语地站着，心底里一阵激动，甚至比第一次听到巴赫的咏叹调，或尼基施指挥的柏林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还要激动。因为，从这些看不见的纯朴的人们口中涌出的大合唱音乐，比任何用乐器演奏的音乐更具有人情味，更辉煌雄壮。

　　一首接着一首，他们唱遍了他们所有的革命歌曲。舞台上，伊莎多拉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永不退缩的手臂仍然高擎着烛火摇曳的灯笼，她的面颊上热泪滚滚。

　　这场即兴音乐会进行一个小时之后，电灯终于亮了。这时，伊莎多拉对水兵们说：“当众多的人合唱时，歌声永远是美妙动听的。然而，我从未听到过这样世间少有的、这样充满质朴美的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所听到的歌声。”

　　3月，伊莎多拉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每天的情形都大体相同。她的学校走上了常规。她不在莫斯科时，由艾尔玛照管这所学校。她的情事也按着自己的方向发展着。叶赛宁像从前一样常来常往。伊莎多拉经常接待朋友、记者、美国救济协会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来访。

　　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打来的电报送到了她的房间。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电文：

　　多拉·格雷·邓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头一天晚上，伊莎多拉便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正在生病。但伊莎多拉没想到母亲这么快便永远离开了她。

　　从那时起，伊莎多拉在莫斯科越来越坐卧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由于两个原因，这样做是必要的：一是她的健康状况、一是学校的资金问题。她认为，能弄到足够的大笔资金的唯一途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而且，可能的话，带上一些最好的学生，以显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抱着这样的目的，她打电报给纽约的一个演出主办人，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这个人回电说，他很愿意安排这样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无法安排。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邓肯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在莫斯科办了结婚登记。

　　对于所有认识伊莎多拉·邓肯并了解她的婚姻观的人来说，听到这条通过海底电缆发往外部世界的新闻，都感到大为震惊。

　　但是，那完全是一种形式而已！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观。

　　伊莎多拉想带着叶赛宁离开俄国。首先，因为叶赛宁病得很厉害，需要得到专家的检查和治疗；其次，她认为他是个诗人，需要开阔新的眼界。可惜她不知道，让这个俄国农民离开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那是一块他从西方世界的闲荡中归来之后为之哭泣和亲吻的土地！

　　伊莎多拉想带着叶赛宁离开俄国。她想让他看看欧洲的一切美丽的东西和美国的所有奇迹。然而，虽然她知道她可以与她那金发碧眼的诗人丈夫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住在饭店的最讲究的套房中，接待知识界的名流，且他们中间没有人会无礼地询问他们俩是否有结婚证书。但是，她也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生活在美国各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饭店的老板更爱多管闲事。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并非她杞人忧天。

　　因此，为了做一次平安而富有成果的旅行，伊莎多拉·邓肯履行了合乎苏维埃婚姻法的手续，在官方证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下一步是得到护照和签证。

　　直到此时，伊莎多拉才发现，自己进入俄国时带来的护照找不到了。她曾经把护照交给莫斯科的一个人民委员会官员。美国国务院发给伊莎多拉·邓肯小姐的护照，不知是埋在外交部某个无人问津的办公桌中满是灰尘的文件堆里，还是在离开俄国外出旅行的另一个人的手中。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谈话、讨论和抗议之后，伊莎多拉所得到的是一张能使她通过俄国国境而不会遭到任何好管闲事的“契卡”官员干涉的纸片。

　　至于交通工具，邓肯已决定，值得纪念的蜜月旅行应该乘飞机去。她被告知，自从莫斯科到德国的航线开辟以来，还从未接待过任何私人乘客，而且票价也高得惊人——至少1O00金卢布！但那也阻挡不了她。她要去，她说，如果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行动的话。

　　“顺便提一下，”她的朋友说，“在你登上飞机开始这次冒险旅行之前，你最好写个遗嘱。”

　　“废话！”她说。“我这辈子从未写过遗嘱。”

　　但是，望着她的新丈夫，她改变了主意。她拿起桌子上的一本已撕去大半的廉价笔记本，匆匆在本子的四页纸上，写下了下面的这段文字：

　　这是我最后的遗言。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和所有物遗留给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如果我们同时去世，那么，此项财产遗赠我的兄弟奥古斯丁·邓肯。

　　书此遗书时神志完全清醒。

　　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见证人：施奈德

　　艾尔玛·邓肯

　　1922年5月 9日于莫斯科

　　翌日清晨，这对富于冒险精神的夫妇从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乘车前往托洛茨基小型机场。

　　飞机正在停机坪上等待他们。学校的秘书施奈德为一家杂志写了下面这段记事：

　　天气寒冷刺骨，天上阴云密布，并下起雨来。然而，就在飞机起飞的时刻，太阳透过云层，射出了光芒。机场上有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和各国记者。两个大衣箱已经装进机舱，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的头两位私人乘客，登上了他们的头等客舱。伊莎多拉穿着特意为这次旅行做的套裙，但叶赛宁却不得不穿上航空公司借给他的飞行服。

　　整9点，螺旋桨转了起来。舱门也关上了。伊莎多拉从舷窗里望着她的学校的孩子们，并向她们挥手告别。飞机沿着跑道滑行。突然，机舱门又打开了。一张吓人的苍白的面孔出现了，喊着要午餐的篮子。叶赛宁拼命挥动着手臂。有人跑着追上了飞机，就在飞机离地前的一瞬间，设法把篮子递了进去。一会儿，飞机成了天边的一个小黑点。他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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