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60)

六〇

　　在她终于弄清事情正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之前，伊莎多拉想到，让她住进格尔采尔空下的地方确实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她认识到，芭蕾舞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无产阶级国家的联系，其情况就像宝石倒退成装在大金盘里的甲鱼。芭蕾舞一向受到皇家贵族的支持和赞助，它是一种非常贵族化的娱乐。背弃自然界的引力定律和个性化的意愿，从姿势到动作，与大自然极不协调，由此所产生的无生气的动作，创造不出未来，只能随生随灭。”

　　她怀着创建一个自由舞蹈学派的雄心壮志来到俄国，按照她的设想，它将以美丽和自由的动作产生的巨大力量最终推翻掘壕固守的呆板保守的芭蕾舞，就像工人阶级推翻保守的帝国统治者。但她对莫斯科芭蕾舞所占有的牢固的地位估计不足，因为它得到学校和政府的资助。莫斯科的芭蕾舞还是老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对它没有大的影响。以偶像破坏者泰罗夫、格兰诺夫斯基和迈耶霍尔德特的作品做为典型，艺术和戏剧的改革在莫期科其他一些剧院进行，只有芭蕾舞艺术仍旧我行我素，像波旁家族一样，“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

　　格尔采尔公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摆满了古物和昂贵的小玩意儿——人活到50岁，就会像一个女芭蕾舞演员那样，情不自禁地爱好收藏。所有这些贵重的礼物既无法排斥在视线以外，又非常容易打碎。伊莎多拉自己从不收藏这么多的小玩意儿，她总是设法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室内挂着蓝色的帷幔，放着几张低低的长沙发和桌子。住在女芭蕾舞演员这样的公寓里，宛如置身在室内装饰师的梦魇中，深怕一不小心把一个法国塞佛尔产的花瓶或德累斯顿造的牧羊女碰落地上，摔个粉碎，这使得伊莎多拉终日提心吊胆。最后，她终于失手打破了一盏制作非常精致的陶瓷台灯。

　　伊莎多拉安顿好住宿后，第一位到公寓来访的客人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她第一次来俄国时，他曾经是她最初的赞赏者之一。自从那时以来，他们之间建立了浓厚的友谊，互相尊重彼此的天才。

　　这两位者朋友在一起时彼此有很多话可谈，两人都衷心地喜欢互相来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但对这位舞蹈家非常敬慕，他对外界其他一些富于才智学识的人也很乐意结交。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在革命的年代里，没有少吃苦头。他比以前老了很多，但他那张富于表情的脸，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全部魅力。他向伊莎多拉谈及所有他的老朋友以及他正在从事的新工作。他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使他的工作能跨越俄国，与德国和美国的公众见面。

　　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限热爱，动情地说：“我亲爱的，你正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认为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一死了之；要么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几天以后，他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去观看他的新实验：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

　　她们坐在他的包厢里，观看演出。

　　演出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只在舞台两侧分别放置了一台钢琴。这似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歌剧的初次实验。此后，他的第二研究室相继排演了许多歌剧，其中《卡门》、《佩里肖勒》、《安哥特夫人》等还在纽约上演。

　　他急想知道这两位客人对这项新工作的看法。做为一个老朋友，伊莎多拉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她对歌剧一向不感兴趣。确实，她也曾经非常鲁莽地把类似的话告诉过最伟大的歌剧作家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

　　“音乐剧简直是胡闹……人必须先说，然后才唱和跳。说话是主宰，一个有思想的人才会说话。歌唱是抒发感情，而舞蹈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心醉神迷，它使人忘记一切，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这三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混合在一起。音乐剧根本不存在！”

　　她反复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陈述这些意见，并且说，无论如何不值得为《叶市根尼·奥涅金》多费力气。她以这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用心良苦的“实验”，实在有点儿太感情用事了。最后，她用这些话结束了对他的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您应当更加有所作为。譬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我总是梦想着有一天由您来导演，由埃莉诺拉·杜丝扮演阿加娃埃，我和我的学生们则为全剧的合唱伴舞！”

　　在她住进格尔采尔公寓以后没过几天，弗洛林斯基前来探望她们。当时，伊莎多拉正要坐下来与几位新结识的人——大部分是房东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热切希望能为这位新来的客人倾销掉存放着的听装果酱和食品，这些都是她在伦敦的时候戈登·塞尔弗里奇送给她的。弗洛林斯基前来征求伊莎多拉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参加一个晚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都将出席这个晚会。他的车等在门外，可以把这位舞蹈家送往那里。

　　想到将面对面地会见这些为革命而斗争并建立了新政权的大人物，她不禁一阵激动。在她的想象中，正像后来她所解释的那样，她将见到一群容光焕发的理想主义者，像托尔斯泰的信徒们那样穿着朴素的农民服装，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头上围着一轮光圈。

　　于是，她赶紧换装，换了适于这种场合穿戴的服饰。她身穿她最喜欢穿的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上一条猩红色的开士米围巾——她过去经常披着这条围巾跳革命舞和《马赛曲》。1927年9月14日晚上，她披的也是这条围巾。她在头发上罩了一方红色的薄纱，类似某些东方国家妇女所戴的头巾。然后她匆匆披上斗篷，和弗洛林斯基一起去初次会见共产党的领袖们。

　　晚会在卡拉汉大厦举行。这座建筑物坐落在莫斯科河以南，面向克里姆林宫，原为一位俄国皇帝所有。从它内部的装饰，可以看出这位阔佬的审美趣味之低。

　　容光焕发、激动异常的伊莎多拉，由她的护送者伴同进入一间大会客室。

　　这个客厅以路易十五式的风格装饰得有点儿过份。在客厅中央的一张大桌子旁，坐着所有的同志。他们衣冠楚楚、心满意足、庄严非凡。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对那位站在大钢琴旁、柔声歌唱一支法国“牧歌”的女士感兴趣。

　　年轻的姑娘
　　莫虚度年华，
　　紫罗兰
　　在春天采摘……

　　伊莎多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从那位穿着晚礼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法国画家瓦多所作的跳着小步舞曲的人物，又从那里把视线折回到室内金碧辉煌的俗气的装饰和陈设，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无聊的歌唱的“同志们”，他们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会的一角都能见到的那种富有的中产阶级。

　　那位演员唱完《牧羊姑娘》之后，正想接着唱《爱情小调》，这时怒不可遏的伊莎多拉走到了大厅中央。

　　“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她大声说，“沉迷在这种可笑的滑稽动作里，和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样。在这里，你们也像他们一样地坐着，在这个到处都是拙劣的艺术和根据低下的审美观制作的家具的大厅里。你们也像他们那样欣赏着这种平淡庸俗的音乐，这和过去有什么两样？你们只不过是夺取了他们的位置。越变，越和他们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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