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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伊莎多拉对古巴保留着极好的印象。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做任何演出,但是他们在哈瓦那沿着海滨开汽车兜风,玩了三个星期,尽情观赏四周美丽的风景。

  不久,伊莎多拉等人乘船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在棕榈湾登岸,给帕里斯·辛格发了一封电报。他到布莱克旅馆来和他们见面。

  人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不在开始,那时不幸突然袭来,使人顿时达到昂奋状态,结果反倒使人失去感觉了。最可怕是到了后来,过了很久以后,当人们说“啊,她已经经受过来了”,或者“她现在很好,她已经度过了难关”的时候。

  这就是伊莎多拉那段时期的情况。所有的朋友都说:“她忘记了,她活过来了。”可是,只要一看到谁家的小孩突然走进房间叫“妈妈”,她就心如刀刺,整个身心都在绞痛。从这种可怕的痛苦中,她渴望着创造出新的生活、新的艺术。

  一天,伊莎多拉和帕里斯·辛格一起坐在凉台上,帕里斯·辛格说他计划按照伊莎多拉的意愿办一所舞蹈学校,并说已经买下麦迪逊广场做为建校的基地。

  尽管对整个计划反应热烈,但伊莎多拉并不赞成在战时就开始实现这么宏大的方案。这把帕里斯·辛格气坏了。在他们回到纽约之后,他就像买花园时那样,冲动地把买花园的合同给废除了。

  1917年春,伊莎多拉·邓肯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那时她相信,许多人也相信:整个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是由协约国是否战胜来决定的。因此,每次演出的最后她都表演《马赛曲》,全体观众每次都起立。

  虽然如此,伊莎多拉照样表演用瓦格纳的音乐伴奏的舞蹈。因为她想,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在战争时期抑制德国艺术家是不公正的,是愚蠢的。

  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跳了《马赛曲》,接着她即兴表演了《斯拉夫进行曲》,其中出现了沙皇的国歌,她就把这段音乐用来表现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隶的形象。

  这种与音乐相对比并不协和的舞姿,引起了观众颇大的轰动。

  在伊莎多拉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正是这些绝望和反抗的舞姿最吸引她。她穿着红色舞衣,不断地表演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武装起来。

  那天晚上,她是以一种极度狂热的欢情来跳舞的。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人类事业献身的人们终获解放,伊莎多拉心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帕里斯·辛格一连几天晚上在他的包厢里看她演出,心里相当不安。他问自己,资助的这所学校是否会成为危险的团体,使他和他的百万财产一起归于毁灭。

  但是伊莎多拉的艺术冲动太强烈,哪怕是为了让她所爱的人高兴,她也不能把它压抑着不表现出来。

  帕里斯·辛格让伊莎多拉在雪利饭店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开始是午餐,然后跳舞,再是精心安排的夜餐。其间,他当众送给伊莎多拉一串极其精美的钻石项链。

  伊莎多拉从来不想要什么珠宝钻石,也从来不戴这些玩意儿,但是看他很有兴致,就允许他将钻石项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将近天亮,客人们已经灌了不知多少加仑的香槟酒。而伊莎多拉也由于这种场合十分快乐,酒也喝多了,头脑多少有些飘飘然。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后果很不幸的念头:去教在场的一位漂亮小伙子跳快步探戈舞,就是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人跳过的那种。正跳着,突然间伊莎多拉感到胳膊被一个铁掌扭住。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帕里斯·辛格怒不可遏站在他们身后。

  戴这串不幸的项链,伊莎多拉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帕里斯·辛格又一次大发雷霆,就和她分手了。伊莎多拉孤身一人,欠了旅馆一大笔钱,还负担着学校的巨大开支。在求帕里斯·辛格帮助无效后,伊莎多拉把那串钻石项链送进了当铺。

  就这样,伊莎多拉一文莫名,流落在纽约。这时正是演出季节结束,什么样的活动实际上都不可能有。幸而她的行装里还有一件貂皮大衣,箱子里还有一块极贵重的祖母绿,那是帕里斯·辛格在蒙特卡洛从一位赌输光了钱的印度王子手里买下来的。她把那件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祖母绿卖给另一位女中音歌唱家,然后在长岛租了一所别墅度夏,把她的学生也安置在那儿。她等待着秋天的来临——那时又可以演出挣钱了。

  一如既往,伊莎多拉·邓肯顾了今天不顾明天。现在靠卖家当有了钱,她租别墅,租汽车,对将来很少考虑。大家一起在长岛消暑,玩个不亦乐乎,她照常还要款待许多艺术界知名人士。

  结果,痛痛快快玩了一个夏天,等回到纽约时,伊莎多拉又身无分文了。心烦意乱地过了两个月,她到底接受了一个到加利福尼亚去演出的合同。

  在这次旅行演出过程中,伊莎多拉离故乡越来越近。刚一到达,她就从报上知道了罗丹的死讯。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好朋友了,伊莎多拉哭得很伤心。所以,到了奥克兰,看见记者在站台上等着访问,为了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眼睛哭肿了,伊莎多拉赶快用一块黑色网眼面纱把脸这起来。记者们第二天报道说伊莎多拉故意装出神秘的模样。

  自从离开旧金山,开始她伟大的冒险生涯以来,已经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这次回到故乡,看到经过地震和1906年大火以后,一切全然改观,对伊莎多拉来说都是新鲜的,她几乎认不出来了。

  哥伦比亚剧院的观众都不是寻常之辈,他们花了大价钱买票,非常和气而有欣赏水平。评论界也是如此。尽管这样,伊莎多拉还是未得满足,因为她要为广大的观众表演。但是,当伊莎多拉要求为此租赁希腊剧场时,却遭到了拒绝。

  在旧金山,伊莎多拉又和母亲团聚了。她已经好几年校有见到母亲了,由于无法解释的思乡病,邓肯夫人不肯在欧洲长住。她看起来是老多了,也憔悴了。

  当母女二人一起去克里弗饭店的时候,伊莎多拉从镜子里看见了俩人的面容:自己面带愁容,母亲形容枯槁。她不禁对比二十年前抱着极大希望去寻求成名、寻求好运的那两个冒险劲头十足的女子,真是不堪回首!她想,名和利都找到了,但是为什么结果却这样悲惨?

  在旧金山,伊莎多拉还遇到了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使她大为惊异和高兴的是,他告诉她,与其说她是舞蹈家,还不如说是音乐家。他还说,是她的艺术使他懂得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音乐里那些不易理解的地方。

  在奇迹般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共同体验到了在艺术上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快乐。因为不仅像他那样所说,她向他揭示了音乐艺术的秘密,而且他也向她揭示了舞蹈艺术的某些寓意,那恰是伊莎多拉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

  哈罗德观察力极为敏锐,善于思考,超乎常人。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他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音乐。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对诗歌以及极为深刻的哲学也有渊博的知识。两个同样热爱崇高艺术理想的人遇在一起,就都有了一种真正的陶醉之感。很多天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无酒而醉的怡然自得的状态中,每一根神经的颤动都给予他们新的希望,战栗不已,汹涌澎湃。当他们的眼睛在这种希望实现的时候相遇,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喜悦,甚至促使他们像在疼痛时那样大声喊叫:

  “你觉不觉得肖邦的这段音乐就是这样的?”

  “是的,就是这样,甚至还不止于此,我一定要给你用动作把它表现出来!”

  “啊,多么好的体现!现在我来给你弹。”

  “啊,真令人高兴——简直快乐到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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