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13)

一三

　　“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我已经把合同带来了，”他说。

　　“不行，’伊莎多拉说，“我的艺术不是为游艺场准备的。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柏林，希望能合着你们的爱乐交响乐队跳舞。但要在音乐堂里，而不是在玩马戏和杂耍的游艺场。老天爷，真太可怕了！不，什么条件我都不要。再见！”

　　这位德国剧院的经理对房间里的陈设和伊莎多拉破旧的装束瞧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他又来了。过了一天，他第三次来了，答应每晚付她一千马克，先订一个月合同。他发火了，说她是个“傻姑娘”。

　　最后，伊莎多拉向他喊道：她到欧洲来跳舞，是为了通过舞蹈传播宗教信仰的伟大复兴；通过人体动作的表情来让人们认识人体和心灵的美和圣洁，根本不是给那些脑满肠肥的资产者茶余饭后做为消遣的。

　　“请你赶快出去！你走！”她叫喊道。

　　“每晚一千马克您还拒绝吗？”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了。

　　“当然不行，”伊莎多拉厉声回答。“就是一万、十万我也不干。我所追求的目标你是不会了解的。”

　　他临走的时候，她还加了一句：“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到柏林去的。我要去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是要在一个配得上他俩的剧场里，也许还不止一千马克！”

　　后来，伊莎多拉的预言终于实现了。三年之后，在克洛尔歌剧院里，她在柏林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出。当剧院售出了二万五千多马克的戏票的时候，这位经理先生捧着鲜花到伊莎多拉的包厢里来表示祝贺。他友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她说：“小姐，你的话没说错。”

　　可是他们的经济情况很不宽裕，无论是王公贵族们的赏识，或是伊莎多拉本人名声与日俱增，都不能带来温饱。

　　在此期间，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时常到他们的工作室里来，她的长相很像一位埃及公主。她来自美国西部的一个名门望族，唱起歌来十分迷人。清晨，常有散发着紫罗兰香气的小字条塞进邓肯家的门缝里来，接着雷蒙德便偷偷摸摸地不见了。终于有一天，雷蒙德告诉大家们说，他已经受聘去美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在巴黎就剩下伊莎多拉和母亲两个人了。那时邓肯夫人病了，她们不得不搬到一家小旅馆里去住。在那里，邓肯夫人总算可以睡在床上，不像在工作室里那样受地板下冷风的侵袭，同时进餐也可以正常了，因为是三餐包饭。

　　在这家供膳宿的公寓里，有一对夫妇非常引人注目。女的大约三十岁，美貌出众。一双出奇的大眼睛，眼神温柔、深沉、妩媚而又富有吸引力，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同时又流露出驯顺和谦卑。她那满头金红色的头发如火焰一般，一举一动都激起人们的爱欲。任何人只要窥视一下她那双眼睛，就会像掉进了火山的喷火口一样。那男的身材纤长，有两条秀气的眉毛，脸上时常带着年轻人少有的倦意。通常还有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总是专心地谈着话，谈得热烈，十分起劲。这三人似乎与常人不一样，从来不知疲惫，也毫不厌烦。

　　一天早晨，那少妇来到伊莎多拉桌前，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亨利·巴塔伊先生。这是让·洛兰先生，他为你的舞蹈撰写过文章。我叫贝特·巴蒂。我们很希望哪天晚上能造访你的工作室，如果您愿意为我们跳舞的话。”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也十分高兴。她从未听见过像贝特·巴蒂那样有魅力、那样热烈、那样洋溢着生命力和爱情的嗓音。她以前就一直注意这三个人，贝特·巴蒂时常穿着令人吃惊的紧身衣，色彩不断变化，上面还缀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

　　那次会晤之后，他们就经常到伊莎多拉的工作室来。有一次巴塔伊还给他们朗诵他的诗作。就这样，伊莎多拉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觅得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巴黎知识界和艺术界名流的心胸。要知道，巴黎当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如同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

　　自从在1900年展览会上观赏了罗丹的作品之后，他的艺术天才总是索绕在伊莎多拉的心头。有一天，她到大学路上他那工作室，去向罗丹参拜。

　　罗丹的身材矮小粗壮、健壮有力、须发丰美。他的作品寓伟大于简雅。有时他低声吟哦着他的塑像的名字，不过可以感觉到，名字对于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时常伸手去抚摩那些塑像。最后他两手摸住一小块粘土揉捏的时候，呼吸也急促了，热流从他内心奔涌而出，好似火炉在熊熊燃烧。不一会儿便捏成了一个女人的胸部，她仿佛在他的手指下悸动。

　　他搀着伊莎多拉的手，坐了马车去她的工作室。伊莎多拉急忙换上舞衣，把希腊诗人德阿克里特的一首牧歌跳给他看。

　　接着，她把自己那套创造新舞蹈的理论讲给他听。但是不久她就发觉他并没在听她讲，而是注视着她，两眼闪闪发光，接着脸上的表情就像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作品。他向她走过来，伸手抚摩她的脖子和胸部，捏了她的胳膊，又滑过臀部和赤裸着的腿和脚。他开始按摩她的全身，就像揉捏泥巴一样。同时，他身上发出热焰。伊莎多拉烧焦了，她熔化了。她当时整个的心愿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是的，要不是由她所受的教养使她害怕起来，她真会这样做的。她躲闪开去，急忙把外衣技在舞衣上，把他打发走，他当时莫名其妙。

　　两年以后，伊莎多拉从柏林回到巴黎，才又见到了他。以后若干年中，他一直是她的良师益友。

　　伊莎多拉·邓肯同另一位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会晤就大不一样，但也充满乐趣。她是由作家凯彻尔的夫人带引到他工作室去的。凯彻尔夫人怜悯邓肯一家的孤寂生活，时常请他们到她家吃饭。有一次，伊莎多拉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帧奇异、迷人而忧伤的画像，凯彻尔夫人告诉她说：“这是卡里埃尔给我画的肖像。”

　　一天，她带伊莎多拉到卡里埃尔家里去。她们登上最高一层的工作室。在那里，卡里埃尔被他的书籍、家人和朋友们团团围住。他拥有一股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周身流淌着对于一切的深情厚爱。他的画作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正是他那崇高心灵的直接表现。当伊莎多拉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见到了基督，满怀着敬畏。

　　几年之后，约斯卡夫人描述这次会晤的情景，写道：

　　伊莎多技站在这位谦逊的大师和他的朋友麦基尼科大之间。她比他们俩还要文静得多。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美国女孩子会像她那天一样显得那么害臊。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欧仁·卡里埃尔就拉着我的手，好像领着一个孩子去见识应该赞赏的什么东西似的，对我说：“这就是伊莎多拉·邓肯。”接着一片寂静，更加烘托出这个响亮的名字。

　　平时一向低声说话的卡里埃尔突然用深沉而高昂的声调宣布说：“这位美国姑娘即将给予世界革命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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