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8)

八

　　伊莎多拉听到楼上响着脚步声，一个尖锐而清脆的声音说道：“姑娘们，守秩序，守秩序！”原来房子是一所女子学校。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矮矮的顶多四英尺。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既骇异又嫉妒，尽管米罗斯基已经不幸亡故。

　　米罗斯基夫人不仅矮小，而且消瘦不堪。可灰色的双眼却炯炯有神，灰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一张小白脸上两片薄嘴唇紧闭，显得格外苍白。

　　她的欢迎是不大热情的。伊莎多拉试图说明自己是什么人。

　　“知道，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多拉。伊凡在他的信上多次提到过你。”

　　“我很抱歉，”伊莎多拉结结巴巴地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你。”

　　“那就对了，”她说。“他不会的。不过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可惜现在他死了。”

　　米罗斯基太太说这些话时带着一种悲凉声调，惹得伊莎多拉哭了起来。接着，米罗斯基太太也哭了。这样一来，她们仿佛成了老朋友。

　　她带伊莎多拉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墙上挂满了伊凡·米罗斯基的相片。这里有他年轻时的相片——一张非常漂亮而又刚健有力的脸，还有一张他当兵穿军装的相片——四周围上了黑纱。她对伊莎多拉谈起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怎样到美国去找出路，只因为没有足够的旅费，他俩没能够一块去。

　　“我真该跟他在一起啊！”米罗斯基太太说。“他时常来信说，不久就要有钱了，那你就可以来了。”

　　可是若干年过去了，她还是女子学校的教员，头发也熬白了，而伊凡始终没有把去美国的钱汇给她。

　　伊莎多拉拿这位有耐心的瘦小妇人的命运跟自己的闯荡生涯相比，实在不能理解：既然她是米罗斯基的妻子，她又想去，怎么不到他那儿去呢？即使坐底舱去也行啊！伊莎多拉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想做什么，却不可以去做！因为她自己是决不延宕自己想做的事的。这虽然常给她带来灾祸，不过至少她的自行其事同样给她带来了很多乐趣。伊莎多拉想，这位可怜的、极有耐心的瘦小女子，怎能年复一年地等着一个男人——还是她的丈夫——来叫她去呢？

　　伊莎多拉坐在房里，四周尽是伊凡的相片。米罗斯基太太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谈着伊凡以前的事情，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米罗斯基太太要伊莎多拉以后还去看她，而伊莎多拉则请她一定来看她们。米罗斯基太太说她一点空闲也没有，因为必须从早到晚教书，批改姑娘们的作业本。

　　伊莎多拉已经把马车打发走了，所以只得坐在公共马车的顶篷上回家。一路上她都在为伊凡·米罗斯基和他那瘦小可怜的妻子的命运而哭泣，但同时她有一种认为自己坚强有力的奇特优越感，有一种对失败者和终身等待着的人们的蔑视。

　　以前她一直与米罗斯基的相片和信件一起睡觉，但从那天起，她就把它们放到箱子里一个密封着的封套里去了。

　　当他们在切尔西的工作室第一个月租期满了后，天气已经很热了。他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有家具的工作室。在那里，伊莎多拉有了一架钢琴和较大的工作空间。可是一下子到了7月底，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而他们在旺季里却没有攒下几个钱。他们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整个8月份，时常在图书馆关门之后，徒步走回肯辛顿的工作室。

　　一天傍晚，米罗斯基太太来了，请伊莎多拉去吃晚饭。伊莎多拉十分惊异，而米罗斯基太太也非常激动。上一次伊莎多拉去她家作客，对米罗斯基太太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吃饭时，她还开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米罗斯基太太老是要伊莎多拉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是怎么个样子，说过些什么话。伊莎多拉当时告诉她伊凡多么喜爱在树林里采集野菊花，说有一天她看到阳光照在他的红头发上，他怀里挟着一大抱野菊花，还说她时常把他跟这种花联想在一起。听了这些，米罗斯基太太哭了，伊莎多拉也流下了眼泪。她们接着又喝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两个人完全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最后米罗斯基太太告辞回去了。

　　转眼就是9月。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去挣些钱。因为她同从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的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以支付她回去的船费。

　　“如果我挣了钱，就可以寄些给你们。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够又有名又有钱，那我马上就可以回来跟你们团聚了，”她对大家说。

　　伊莎多拉上街，在百货店里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邮船。剩下的三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快乐温雅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10月逼近了。他们初次尝到了伦敦大雾的滋味，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许已使他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裹着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跳棋。

　　实际上，有时候早上他们都失去了起床的勇气，整天躺在床上。

　　最后，他们收到了伊丽莎白寄来的信和汇款单。她已经到达纽约，寓居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日子过得不坏。

　　这个消息使他们振作起来。这时恰巧工作室的租期满了，于是他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所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她们去广场的花园就方便了。

　　一个晚秋之夜，伊莎多拉和雷蒙德正在花园里跳舞，一个头戴大黑帽、艳丽迷人的妇人走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伊莎多拉回答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钻出来的，还是掉下来的，你们非常惹人喜爱。你们愿意到我家里去玩玩吗？”

　　她的家就在附近，他们跟她到了那里。房间里悬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十分逼真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她坐在钢琴旁为他们兄妹演奏，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背诵诗歌给他们听。最后，伊莎多拉跳起舞给她看。坎贝尔夫人美丽非凡，一头浓厚的黑发，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肤色娇嫩，还有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兄妹两人完全被她迷住了。这次跟她相会，终于把他们从忧郁和沮丧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成为他们否极泰来的转折。

　　坎贝尔夫人对伊莎多拉的舞蹈十分欣赏，写了封信把她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

　　温德姆夫人极其热诚地接待了伊莎多拉，而伊莎多拉生平第一次在炉火前品尝英国式的午茶。

　　坐在炉火前确实不错，有面包和黄油三明治吃，有沏得很酽的茶喝。外边是一片黄澄澄的大雾，屋里是悠闲的清谈，这一切使伦敦变得十分诱人。如果说伊莎多拉过去已被伦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热切地爱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静、舒适、高雅和安闲。伊莎多拉感到如鱼得水，那美妙的藏书室也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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