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8)

八

　　§处世篇

　　§美德即适中

　　“君子时而中”，立身处世要不偏不倚，不过不及，执其两端取其中，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中，中庸之道代表着真、善、美，它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和超凡入圣的阶梯。

　　他认为：幸福的、善的人，就是在两种极端行为中间保持中道的人。他是在浅滩中航行的人，任何不慎都有毁灭他幸福的危险。在每个行动、每个思想、每个情感中，一个人既可以做得过分，也可以做得不足，同时也可以做得恰如其分。例如，人们都承认勇敢、节制、自尊、大方等等是美德，因为它们是适中，而鲁莽和懦弱、放纵和麻木、傲慢和自负、浪费和小气等等是恶行，因为它们要么过度、要么不足。饥时思食是人类的本能，但吃的过度或食不果腹都会妨碍身心的健康发展，浪费会流于奢侈，同时也会养成他人不劳而获的恶习；反其道而行就是刻薄吝啬，更会招人疾恨。勇敢是人类的高贵气质，但是匹夫之勇往往会轻生误事；反其道而行又是怯懦。一切高贵的德行如果在做事的时候失之偏颇，不但不会受益，反会大受其害。

　　在每一种情况下，合理的生活方式是既不做得太过，也不做得不及，而是采取中间的道路。善的人既不超凡又不寻常，而是适中，他会在“恰当的时间，面对恰当的人们，以恰当的目的和恰当的方法处理恰当的对象”。简言之，他将在一切时间和条件下奉行中道。因为中道是通向幸福的坦途。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适中”，并不是数学中的两数相加再除以二，也不是说花30块钱请客是浪费，花10块钱请客是吝啬，花20块钱请客就是慷慨。

　　如何把握“恰当”这个度，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适中”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原则，而且是他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以中小奴隶主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既是最好的，又是稳定的。

　　这种政体的优点还体现在中产阶级具有“中庸”这种美德，它能适应理性，不会走极端。他说：“善德就在于行于中庸，则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在一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富有阶级就是奴隶主贵族，这类人不知道服从，非常狂暴；最穷的阶级是指人数众多的平民，这类人不安稳，破坏性极大，很容易变成无赖和流氓，因此他既反对穷人占优势的民主政体，也不赞成少数贵族的专权，”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这类人既能对国家尽责，又没有野心，能在富有和贫穷这两个极端的阶级之间起调解仲裁作用，从而使国家平稳巩固。

　　亚里士多德形成这种观点不是没有原因。他反对贵族寡头专权。是因为接触了菲利普、亚历山大等一些权贵人物后，看到了他们的狂暴、好战，在这些人的统治下，人民只会受此起彼伏的战祸之苦。那么他为什么反对穷人占优势的民主政体呢？这缘于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犯下的罪过以及自己在雅典所受的流离之苦。可见，中庸之道渗透到了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他认为每个人拥有的财富必须有个限度；一个理想城邦的人口不应过多或过少；它的疆域也不应过大或过小；在一定情况下，城邦制定的法律应予变革；任何类型的城邦政体防止政变成革命的一个真理名言就是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倡美德即适中，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既视妻子带来的丰厚嫁妆为应得的幸运，又没有沦为金钱的奴隶；对于老师柏拉图，他既不是盲目地崇拜，又不是全盘否定，对于柏拉图的学术敌人伊苏格拉底，在指责他过分注重实用观念的同时，又对他的修辞学大加赞赏；当愤怒的雅典人剥夺了他在德尔斐的荣誉时，他“既不热衷，也不漠然”；对于老朋友赫尔米阿斯，他既没有因其声誉不佳而拒绝与之往来，也没有因为知遇之恩而答应做他的政治顾问；对于亚历山大，他没有因为彼此间的师生关系而颐指气使，在亚历山大称王称帝时反而离开了这位实权人物；对于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德漠斯提尼，亚里士多德不计被迫离开雅典的前嫌，当马其顿大军压境时，力保德漠斯提尼没有被杀头，但同时又保持着同这位领袖的距离；对予雅典人，他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忿忿不平，但当菲利普兵临城下时，他又到处周旋，为保住雅典这块圣地做出了贡献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在常人看来无法捉摸的人。但是他对别人的宽容换来的又是什么呢？亚历山大并没有遵循他的老师建立小国寡民之城邦的中庸之道，接二连三地发动对外掠夺战争。更令人可悲的是，这个有恩于雅典城邦的人，他的中庸之道对偏激的雅典人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对哲学犯下了第二个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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