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48)

四八

　　他又称这种公正为“算术的公正”，它表现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互惠是由交叉关系构成的，设定营造师为A，制鞋匠为B，房屋为C，鞋子为D。那么营造师要从制鞋匠那里得到他的成果，又把自己的成果给予鞋匠。若在比例上首先相等，回报就随之而来……如果不是这样，交换就不存在。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成果不能高于那种成果，而是说应该使这些东西相互对等”。“凡是在交换中的东西，都应该在某种形式上相比较”。“一切事物都应用同一种东西来度量，这种东西真正说来就是使用，它把一切联结了起来……只有在对等的条件下，双方才能各得其所，才能相通”。这种对等、相通，就是公正。

　　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公正在其表现形式上有普遍公正与特殊公正之分，而且还认为在具体内容上也有相对公正与绝对公正之别。相对公正亦即法律上的公正，它是人们相互协定的结果，这种公正原则可能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还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绝对公正是一种普遍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绝对的性质。如“不得无故杀人”就是这种公正。在他看来，这种永恒不变的绝对公正是对相对公正的一种平衡力量，因为绝对公正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

　　从以上对公正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公正处于做不公正的事情和不公正的待遇之间。过多和过少之间的中道就是公正。公正还是一个公正的人在公正的选择中所遵循的一种行为原则。它要求在分配中，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不是把有益的东西多给自己，对有害的东西少给自己，而对他人则相反。不能这样，而是应按照比例平均分配。

　　关于友爱，亚里士多德谈的更多。他把友爱当作公民间相互联系的一根纽带，认为友爱对国家对个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可爱的东西以三种因由而可爱：一是善良的东西，二是能使人喜欢的，三是有用的。而有用的东西就是生成善和快乐的东西，可爱的东西就是那些以善和快乐为目的的东西。但是，人们对善和快乐的理解并不一致。人们以三种因由而起友爱之心。对无生物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友爱，因为它没有爱的回报，友爱是相互的爱。而且，必须双方都互有善意，并且毫无掩饰地愿望对方良好，这样才称得起是朋友，有友爱。

　　对友爱，他分为三类：以德为目的的友爱，以快乐为目的的友爱，以利益为目的的友爱。

　　为了有用而友爱，是不能长久的，这样的朋友很容易分手。因为用处是不能长久的，时而是这样，时而是那样。这种因有用的友爱多见于老年人，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帮助。为快乐而交友，也不会牢固。“有些朋友是为了有用，而不是为了对方自身而相爱，友爱对他们彼此都产生好处。同样有些是为了快乐而相爱，人们愿与聪明的人相交往，并不是为了对方自身，而是为了使自己愉快。那些为了用处而爱朋友的人是为了对自己有用，那些为了快乐而爱朋友的人，是为了使自己快乐……一个朋友之所以被爱，并非由于他是朋友，而是由于他或者能提供好处，或者能提供快乐。所以这样的朋友很容易散伙，难于长久维持。因为，他们如不再是令人快乐和对人有用，友爱也就此终止了。用处是不经久的，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不断地变化着。做朋友的原因一旦不存在了，友爱也就不再存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以有用为目的的友爱多见于老年人，以快乐为目的的友爱多见于青年人。

　　以德为目的的友爱最可贵、最完满，因为友爱者在德性方面相类似。双方以诚相见，都为对方着想，这种友爱就能长久。当然这种友爱并不普遍，它需要相知，要经过时间和生活的考验。

　　亚里士多德还以友爱双方的地位为根据，把友爱分为平等之友爱和不平等之友爱。兄弟、朋友之间的友爱是平等之友爱，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的友爱是不平等之友爱。他认为，位尊者与位卑者之间的友爱只能是不平等的。他特别强调尊卑之间的服从关系，这与他的阶级地位是有关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面面俱到，而且有趣。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念论，重视经验，因此他的伦理学是以欢乐的心情面对人生。他呼吁人们应该以我们在人生中合乎道德的行为使自己成为不朽。他冲破传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他的伦理学中的精华部分，值得我们很好研究①。

　　①参见周辅成主编：《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周兆平、余涌撰《亚里士多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7页；G.罗伊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57—159页。

　　第十三章　政治学说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研究了当时希腊各个城邦的各种政治制度，指出其利弊，作出了评价。据说亚里士多德曾搜集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惜这些资料都佚失了。苍天不负有心人，1880年（也有说1890、1891年的）英国贝尔父子在埃及一农业庄园中发现了一堆故纸，内有一叠旧账本，每页背面都写有希腊文。经考证，系亚里士多德的158种中重要的一种——《雅典政制》69章的全文抄本。这部手稿详细记载了雅典政治演变的历史，从早期的军事执政官开始直到亚里士多德晚年时期止，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的雅典政治制度史和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制度的记述。还阐述了当时雅典的法律和选举制度。这是我们了解当时雅典政治历史的重要资料。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学》是以大量的希腊政治材料为基础写成的。正由于他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在政治学研究上作出比较科学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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