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46)

四六

　　钱财方面的德性是慷慨，它的不及是吝啬，过就是浪费；仪态方面的德性是大方，它的不及是小气，过就是粗俗；和荣誉有关的德性是自豪，不及是自卑，过是虚荣；和社交有关德性是友谊，不及是乖僻，过是吹捧；人都应有正当的理想，没有进取心和有野心就是它的不及和过；人应该有好的脾气，毫无脾气和脾气太大就是不及和过；为人应该诚实，太愚和夸张是其不及和过……

　　对德性作出许多分析，看上去并不复杂，而且很多都是常识性的东西。表面看似乎意义不大，但如果从当时的条件看，是有一定价值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一直在寻求道德范畴的定义，但当时无人解决。亚里士多德用过度、不及、适中来说明道德德性，显然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亚里士多德同时认为，对过和不及也不能简单划分，更不能一概斥责，要看到中间的复杂情况。例如，他认为懦怯、害怕是勇敢的反面，不可取，但对懦怯、害怕要进行具体分析，看他害怕什么？如果害怕的是丢脸、贫穷、疾病，并不是坏事。相反，不怕丢脸，倒是可耻的。对于贫穷和疾病，因为产生的条件不同，对它们不感到害怕并不见得就是勇敢。对于害怕死亡，亚里士多德也进行了分析。勇敢的人应该是不怕死，可也要看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死亡，在大海中遇到飓风，或突然遭到地震，对这样的意外之险，不害怕不见得正常，害怕不能说就是胆小鬼；如果是面对敌人，在战场上，害怕了，那是不对的。这样细致的分析是科学的态度。

　　怎样才能区分这种种复杂现象，如何避过过度与不及而趋向中庸之道呢？

　　首先，要有判断力，要有知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其伦理思想都是理智主义的，他们认为理性——知识是判断道德的最高原则。不过，亚里士多德更重视沉思，认为哲学沉思才能认识最高的善。但他对此未无限扩大，他尊重经验事实，看到实际生活中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并不认为理性——知识是决定伦理道德的惟一标准。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有了知识，就能判断好和坏，因此他不会去做像纵欲那样的坏事；如果他纵欲，那他一定是无知。

　　亚里士多德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对同一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多数人是认为纵欲是坏事，也确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有益的，因为他是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分析说，决定人们行为动机的，不单是知识——理性，还有情绪、欲望等，这都是德性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从满足人的欲望看，有人认为纵欲有益，并不是没有道理。另外，他还指出，理论与实践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常有差距，一个人即使在理论上认识到了，实践上不一定能做到，恐怕这不仅仅有认识上的问题，可能也有条件上的问题。总之，伦理问题是复杂的，知识重要，实际情况也不能不考虑。

　　其次，要有意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中的过和不及、遵守中道，皆出于人的意志。他十分强调意志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人的意志有经过思索而选择行动的能力。因此，经过意志选择的行为，其结果应由行为者来负责。美德是行为者的，恶行也是行为者的。因为人们可以去做一件事情，也可以不去做这件事情。责任是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是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道德即知识”的思想的修正。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德性有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之分，而且认为意志对德性亦有重要作用。他说，如果人人都必须具备正确的知识才算有道德，那么，很多确实很有德性的人，由于不具备正确的知识，就变成无德的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不是实际情况。有的人有知识，但道德不一定佳；道德很高尚的人，不见得有多少知识。但亚里士多德不因此而否定知识对于德性的作用，他认为有些人知识不多但德性良好，是因为意志发生了作用。同理，过恶也与意志有关。

　　第三，牢牢把握自己。人有意志，行善、作恶都由人自己决定，那么，在行为中，如何遵守中庸之道，就有基本原则了。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中，要自动地选择中道，这是无疑的，然而要达到中道，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他说：“中道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面是过度，一方面是不及。它所以是这样，因为它就是对情感和行为中的中间的命中。这是一种需要技巧和熟练的事业，在每一件事物中发现中间。例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圆的中心，而是那有知识的人才能找到。再如，任何人都会发怒，任何人都会收入银钱和支付银钱，但知道应该对准，在什么时候，以多大数量，应该为什么，以什么方式，那就不是件容易事了。所以，把这件事做好是难得的，值得称赞的，可嘉的。因此，首先应避开与中间对立较大的极端，命中中间，正如卡鲁普索所劝告的那样：牢牢地把住我们的战船，让它既保持在岸边的细浪之外，又不被深海的漩涡打翻。（《尼各马科伦理学》）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却又不能不做。

　　对达到中道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提出三点：

　　1.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首先应尽力避免与中道最为相反的一个极端。比如，在鲁莽与怯懦之间，就必须先克服怯懦，因为它比鲁莽离中道的勇敢更远。此即所谓的两恶之中取其小。“在极端之中，有的危害大一些，有的危害小一些。所以，准确地命中中间是困难的。人们说不得以求其次，这就是两恶之间取其小”。（《尼各马科伦理学》）

　　2.应注意各人的偏好，“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向两个对立的方面，因为我们的航线必须避开所面临的恶事，而航行在中间，这是木工们把曲木栽直所用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警惕那些引人快乐的东西和快乐。因为，对它们我们并不是可信的裁判者。在这里，我们对快乐的感受，应该像老年人对海伦的感受一样，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他们的话，如若能把她送走，我们就会少犯错误。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最有可能命中中间”。（《尼各马科伦理学》）

　　3.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实际生活中，不少问题不好判断，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定死规矩，“决定以什么方式，对什么人，以何种理由，用多长时间发怒才算应该，这是不容易的。实际上，我们有时对不及加以赞赏，称这是温文尔雅，有时又对那些爱发脾气的人加以赞赏，说这是丈夫气概。那些少许偏离正路的人并不受到责备，多一点也好，少一点也好，但是若走得太远就难于遮盖了。但一个人做事错到什么程度，有多大影响才应受到责备，这是很难用什么原理规定的。感觉的东西是难以规定的，它们总是在个别情况之下，而决定又是在感觉之中。这里很清楚，在一切可称赞的情感和行为中，都有着中道，不过有时很可能是偏于过度，有时又要偏于不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易于取得中道。（《尼各马科伦理学》①）

　　①参见周辅成主编：《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周兆平、余涌撰《亚里士多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0页；叶秀山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汪子嵩撰《亚里士多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6页；G.罗伊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41-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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