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16)

一六

　　6.《诗学》

　　《诗学》全书共26章，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

　　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探讨诗的种类、每一类的特定效果和它的组成部分。诗可分为史诗、悲剧、喜剧、颂神诗、乐曲等，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是泛指艺术及各种形式。对这些他用“表象”来说明。表象是一种创造活动，不只在机械式的重现一幅原件，只尽可能忠实的重现，而且“重现”是指模仿。他认为，表象是人类自孩提以来就有的自然本能。人类一开始就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强的模仿能力。诗人及艺术家不但能表现外在事物的样子，而且能表现事物之可能的样子。模仿的手段、模仿对象和方式不同，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着重探讨了模仿这一艺术的共同特征，因而模仿成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强调和重视诗的模仿问题，这除了和艺术本身性质有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批驳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我们知道，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把世界分成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本”或“影子”，所以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而艺术家模仿现实世界只是“模本的模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三层”，因此更加不真实。他攻击荷马史诗，提出了两大“罪状”，其一就是“模仿”，认为模仿给人们的不是真理。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艺术的模仿，并对模仿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

　　亚里士多德指出，诗（艺术）的模仿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第二种是“按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第三种是“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后一种模仿为最好，他把古希腊著名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看作是采用这种模仿形式的典型代表，并加以颂扬。在他看来，这种模仿形式不仅不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会失去真实性，而是相反，会更具有真实性，因为模仿的不是个别事物，而是带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他为了说明这种艺术模仿的作用，特地把诗人和历史学家作了区分。指出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不在于诗人用韵文，历史学家用散文，而在于历史学家描述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个别的事情”；而诗人描写的却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描写的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它“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和庄严的东西。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历史看成只描写个别的偶然事件，看不到历史同样也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对艺术的模仿的见解的确包含了艺术要揭示事物本质和普遍必然性的深刻思想。

　　亚里士多德为了论证艺术模仿的必然性，还从心理上找根源。他认为诗（艺术）的模仿的起源有两个原因：首先，模仿是出于人的自然的本能，从小孩时就开始表现出来。人也是通过模仿这种本能开始学习的。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善于模仿的，因为这一点，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其次，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爱和谐节奏的天性，因而模仿出来的东西也具有和谐的节奏，它使人产生愉快感。悲剧诗人就是通过模仿从痛苦和恐惧中引出愉快。他从模仿是人的天性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所谓诗的本质缺陷和偶然缺陷的问题：诗人从事模仿而又没有模仿的才能，那么他的诗就是本质的缺陷，他不配当诗人；如果诗人在模仿时只是表现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他的诗就是偶然的缺陷。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艺术（诗）的各种形式中，悲剧是最高的形式，它比其他形式（如史诗）有更多的优点。因此在此部著作中特别着重研究了悲剧的模仿问题。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一种完整的行为的模仿。所谓完整（整体），就是说有开始、有中间和结尾。它们有因果关系，整体里的每一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缺少或去掉任何一部分都会毁坏整体性。既然悲剧是一种完整的行动的模仿，必须包括六个因素：剧情、性格、思想、语言、歌曲、形象。这六个因素关系到模仿的手段、模仿的状态以及模仿的对象，从而组成了悲剧的特性。他对每一部分都分别作了详细论述，并特别强调“剧情”这部分，认为这是悲剧的主要部分和灵魂。此外，这部著作对于悲剧中的其他问题也作了有益的探讨，如提出诗人在写悲剧的时候，应尽可能地把自己放到观众的地位上，这样就能够把事物看得更清楚。

　　以上是几部主要著作的简要介绍，在论述各门学科的思想时，我们还将进一步叙述这些著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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