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14)

一四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有三种东西：情感、潜能和品质。所谓情感是指那些伴随有愉快和痛苦的许多感觉；所谓潜能是指我们借以感受这些情感的能力；所谓品质是指我们借以对付这些情感的那些东西。美德既不是情感也不是潜能，乃是品质。换句话说，任何一种东西的美德，都是即使这个东西处于良好状态中，又使这个东西的工作做得很好。这种良好的性格状态就是“中庸之道”、“适度”。他指出：人们的行为有过度、不及和中间三种状况，其中过度和不及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只有中间才是成功的形式，才是美德。可见亚里士多德提的“中庸”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态度和行为要有一种适度。

　　亚里士多德根据中庸的道德原则，详尽地讨论了人们的具体的道德行为。他指出，逃避和害怕每一样事物的人是一个懦夫；反之，不顾任何危险的人是鲁莽。勇敢的美德就是在懦夫和鲁莽之间。贪享每一种欢乐，在任何欢乐之前不止步的人是纵情无度；反之，避开一切欢乐的人是麻木不仁。节制的美德就是在纵情无度和麻木不仁之间。把自己能力估计过高的人谓之自大；反之，把自己能力看得太低的人谓之自卑。自尊的美德就是在自大和自卑之间。遇事不称心如意不加考虑就勃然发怒者称为暴躁；反之，遇事无感情和无苦乐之感觉者称为萎靡。和蔼的美德就是在暴躁和萎靡之间。不考虑别人只为了自己者谓之自私自利；反之，对自己毫无考虑者谓之自我否定。友爱的美德是在自私自利和自我否定之间。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人们获得美德的途径问题。在他看来，美德有两种：理智方面的美德和伦理方面的美德。理智方面的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方面的则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因此人们的美德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天赋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被习惯改变。这就是说，人们要获得和掌握中庸的道德行为和标准，应靠后天的实践和训练，正如一个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由于弹琴而成为弹琴家一样，我们也是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由于行为有节制而成为有节制的，由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反之，有人之所以变得懦弱或纵情无度，都是由于在相应的情况和环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所养成的。“总的说来，品质是来自相应的现实活动。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从小就养成这样还是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恰恰相反，它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尼各马科伦理学》）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的最大幸福是理性上的沉思的论断。根据他的看法，各种具体道德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幸福，但不如理性沉思生活的幸福好。幸福和理性沉思是并存的，人们的理性沉思愈大，其幸福就愈多。具体道德行为和感情是不可分离的，而且道德行为必须有一种动机作为条件，故其德性并非神圣的；而理性沉思，其幸福与感情毫无关系，它也不需要动机为条件，除了本身之外，并无别的需求。理性“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有着人所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不倦”（《尼各马科伦理学》）。例如哲学智慧的活动，就是理性沉思，它是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更可贵。

　　亚里士多德所以提出将理性沉思作为人们的最大幸福，是因为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于人，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禽兽没有理性沉思，故禽兽无所谓幸福。一个人的行为受理性指导，发挥其理性沉思，就最为神所爱，所以也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些论述表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4.《政治学》

　　《政治学》全书共8卷103章，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书，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城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性质。在他看来，人类最初由于男和女、主人和奴隶两种关系的结合，组成了家庭。家庭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后来人们为了适应更广泛的生活需要，便由若干家庭联合成一种初级形式，即村社；再由若干村社组合而成为城邦。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是社会发展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城邦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在城邦这个终点，社会本性充分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的论断。基于上述理由他得出结论：从时间上说，城邦国家后于个人和家庭；从本性上说，城邦国家则先于或高于个人和家庭。这是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个人的需要必须在城邦这个整体中才能得到满足，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这个整体，就不能成为人，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个神。

　　既然城邦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那么就必须研究家庭的组成、财产和管理等问题。在他看来，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正像灵魂和躯体的区别，灵魂对躯体的支配一样，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因为有些人生来就注定是被统治者，有些人则相反；那种缺乏理智而具有体力的是天然的奴隶，只有赋予理智而遇事能持远见的人才能成为主人。人类从来就存在着自然的奴隶和自然的自由人的区别，从而形成了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奴隶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有生命的财产”。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为奴隶主的统治作辩护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观点。指出柏拉图主张城邦成为一个完全公有的划一的整体，实际上是不能施行的。他还指出柏拉图为了实现城邦的划一消除私心，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和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荒谬的。他说，财产公有既不能消除人们的私心，也无法解除人类的罪恶，相反只会引起人们的相互争吵和纠纷，实行妻子公有不仅不能达到整个城邦的和睦，反而会使人情消失，父不爱子，子不敬父，兄弟无相爱，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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