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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为此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还特约采访了波伏瓦。

  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责了社会是造成老年人不公平的境遇的主要责任者。在回答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波伏瓦又提出了其解决老年人问题的设想:要使老人融于城市生活。在关于老人境况的问题上,波伏瓦表现了她在妇女问题上同样的态度,她在为所有人的权益而奋斗。波伏瓦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得到了许多国家里老年人的理解和响应。在美国,老年人努力将波伏瓦的设想付诸于实践。他们组建老人协会“灰色美洲豹”,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使老年人融入都市生活。此外,为改善退休老人们的待遇,协会还创办了一些企业。

  1970年4月,巴黎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相继被捕。报纸也因被控宣传革命暴力思想而遭查封。报社主编向萨特求援,萨特出于同情他们的主张而同意自第20期起接任社长。萨特和波伏瓦还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出庭作证,从而使《人民事业报》继续办了下去。然而6月20日警察逮捕了出售《人民事业报》的报商,此举激怒了萨特。于是萨特于6月20日至26日亲自上街叫卖报纸,受警方拘禁质询,但随即释放。波伏瓦在此事件中。一直支持萨特这一为捍卫新闻自由的正义行动。

  她亦为此而奔走呼喊,亦同萨特上街卖报。而她本身也为争取新闻自由而独立作战。她临危接任另一份受到威胁的左翼报纸《国际傻人》报的主编职务,以挽救该报。10月19日,《国际傻人》原主编让-埃登·哈利耶被捕。波伏瓦即在《世界报》上发表声明:“我们切不能上当受骗:政权只宽容那些对它有利的新闻,它拒绝把播散新闻的权力给那些揭示大众苦难和反抗的报纸。不管政权如何施威,追捕,我还要和我们《国际傻人》的同仁团结战斗,争取新闻自由,继续为自由而战。”1971年1月26日,她和莱利—道主持群众集会,宣传新闻自由的主张。

  1972年,波伏瓦的回忆录第四卷《了结一切》出版。该回忆录主要记述了她自1962年至197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波伏瓦暗含打算弃笔、退隐之意。她在该书后记中提道:“在我的读者中,我结交了大量的朋友,我不会再有其他奢望。”然而波伏瓦自其出版《第二性》起,就已将她个人的事业融入了整个妇女解放事业中,融入公众的社会生活中。

  妇女社会需要她,整个社会生活需要她。这种事业上的水乳交融,已使她欲罢不能。

  1972年,法国巴黎的两位女权主义运动领导人阿娜·塞林斯基和克丽丝蒂娜·戴尔菲在全国发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十分渴望波伏瓦能参加她们的运动并给予她们支持。由于她本人一贯主张介入社会,反对社会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因此波伏瓦应她们的请求痛快地在她们的《女权运动宣言书》上签了字。波伏瓦还积极地参加她们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示威游行。

  1972年6月,她还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这两位领导人及法兰西学士院的让·罗斯丹一道共同创建了选择协会,波伏瓦任协会主席。该协会的宗旨是:11使避孕自由化、完全化和免费化。21争取消除所有与流产堕胎有关的压抑性文章。31免费保护并帮助所有被控堕胎或与之有牵连的人。6月15日,选择协会还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个自由堕胎法草案,并且还提出要求承担所有堕胎案的审理。在同年11月的鲍比尼案中,波伏瓦为这个少女因堕胎而被指控一案作辩护。她谴责法律的不公正,强调政府设置性教育专业的必要性。波伏瓦在1972年已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妇女平等不能仅靠舆论宣传,而必须通过实际的斗争。

  她认为妇女的解放必须伴随一次深刻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向男性统治的社会进行真正的硬碰硬的斗争,包括运用暴力的手段。因为男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父系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持续下去。男人可以攻击女人,凌辱她们,殴伤她们,甚至还受法律庇护。妇女不通过暴力手段则难以实现解放。波伏瓦曾明确地表示她赞成创办各种柔道、武术班来培训妇女。因此以暴力回敬暴力的主张是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激进思想的主要表现。要斗争只有靠妇女自身,只有自觉的斗争才能改变社会。二十多年前她曾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而现在她强调,应该在这句话后再加一句:“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既然男女性别差别都是社会造成的,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事实,那么重新去改变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的。

  1974年是《第二性》发表25周年,法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世界许多国家也纷纷以不同形式予以响应。在法国,许多报刊均刊登出纪念文章,有关的讨论会也纷纷举行。波伏瓦高兴地接受了电视台的邀请,第一次在电视上与她的读者、观众和支持者见面。经过一生的艰辛努力和不懈奋斗,波伏瓦以及她为之终生奋斗的妇女解放事业终于得到了全国公众的普遍拥护,终于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承认和支持。

  1975年,萨特已行动不便、视力衰竭。这位70高龄的伟人已步入自己最后的时光。波伏瓦这时几乎终日陪伴于他身边,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萨特这位一生不习惯于依赖别人的强者,此时流露出对波伏瓦这位共度一生的伴侣的依恋。由于萨特视力衰退,无法写作,波伏瓦便根据他的口述记述他想说的话和与别人的谈话。从1975年至1980年,波伏瓦自己几乎停笔了,她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萨特笔录他的口述文章。此外,她还忙于《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

  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气肿死于勃鲁塞医院。萨特之死给波伏瓦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注视着这位与她相伴半个世纪的终生伴侣,她感到整个世界包括她自己都被他带走了。波伏瓦回忆当时萨特逝世时的情景时说:“我想钻进被单躺在他身旁。”但不久,她摆脱了萨特之死带给她的痛苦。她说:“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如果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又完成了两本书,短篇小说集《何时超凡》和论著《告别的仪式》。《告别的仪式》主要反映了萨特晚期的生活情况。作品真实、细致地记述了萨特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感及风烛残年中的日常生活。该书出版后,波伏瓦再次受到了强烈的攻击。一些读者指责她不该表现萨特的风烛残年,谴责她亵渎了一个伟人神圣的形象。而波伏瓦已不再理会舆论的是与非,她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岁月中埋头整理让-保尔·萨特的遗著。她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想这是一个有关艺术作品的特殊观念的问题,应该把萨特的艺术作品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小花园,它是理解其他东西的中介。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种这些花。”在自己的最后岁月,波伏瓦觉得她有责任给公众一个萨特的真实形象。这是她对萨特,对读者,以及对她自己的最后责任。

  1986年4月14日,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波伏瓦辞别了人世,终年78岁。法国政府为波伏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密特朗政府派了四位要员出席了葬礼。人们把波伏瓦葬于蒙巴那斯公墓,紧挨着让-保尔萨特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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