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波伏瓦(28)

二八

　　1965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又来到苏联。这是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联的再一次出访。访问间他们看到了苏联文坛上出现的一些转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已经重新出版。然而就在他们出访后的第二年，这种转机又旋即消失。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1967年苏联坦克再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波伏瓦对苏联的肃反运动扩大化和政治上的强权统治深表不满。

　　她决定永远不去莫斯科了，要同苏联彻底决裂。

　　1966年，波伏瓦和萨特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京都大学的邀请，到日本旅行讲学。在日本访问期间，波伏瓦对日本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渡边先生特地邀请她和萨特观看了日本传统歌剧“能剧”。访问期间他们还游览了东京、京都和广岛，参观了寺庙、矿山和码头。此行中波伏瓦还特别留意到日本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早在此次日本之行前，波伏瓦就闻知日本是个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

　　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妇女受轻视的现象严重。她在码头，看到一个船舱里，一些妇女冒着呛人的尘埃，在一铲一铲地往货舱里装化肥。经与导游交谈得知，这些妇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工作七天，不仅挣钱比男人少，而且还要料理各自的家务。她毫不掩饰地对导游感慨道，尽管她倡导妇女走向社会，争取自由独立，但眼前这一切，绝不是她所希望为妇女争取到的东西。在广岛，她和萨特与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进行了交谈。从中她了解到，这些幸存者都像掩饰缺点一样掩饰自己的残疾，为了不愿成为丧失工作能力的废人。她对他们的战后处境深表同情。

　　当时在日本，反美情绪也很强烈，反美示威游行经常发生。10月16日，波伏瓦和萨特从日本返回巴黎。回到巴黎不久，她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美丽的幻象》出版了。这部书被列为当年的畅销书。波伏瓦在这本书中揭示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用现代文明包装、掩饰的谎言世界、虚幻世界。这个世界给人们提供了逃避当前问题的理由。她在小说中谴责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奴役。但后来波伏瓦又谈到，她并没有全盘否定技术进步，只是否定那些利用技术进步谋取私利的卑鄙行为。

　　1967年，埃及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邀请波伏瓦和萨特访问埃及。这颇像一次官员出访，因为埃及政府在波伏瓦和萨特抵达开罗后，为他们配备了一架小型专机供他们使用。在访埃期间，他们一起参观游览了埃及的名胜古迹。但波伏瓦则尤其关注埃及妇女的社会境况问题。她与埃及的女记者、女律师、女医生一一取得了联系，请她们向她介绍一些有关妇女方面的问题。同时，波伏瓦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在露天咖啡座，还在在正规的饭店餐馆里，人们从来见不到妇女的身影。波伏瓦对此表示了她的看法。在同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她谴责埃及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就像是封建主、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

　　在亚历山大大学作报告时，她大声呼吁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要参予社会。她在《金字塔报》上还重申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她重申工作是妇女解放的唯一手段。她也抨击了埃及人对妇女的歧视。在埃及这个穆斯林国家，波伏瓦的报告和讲话只受到了妇女们的欢迎，而男人们却对此仍表示有不同看法。他们引用《古兰经》对波伏瓦说，男女不平等早已写在《古兰经》上，所以男女不平等在埃及是宗教范围内的许可。波伏瓦谴责了这种宗教已经决定了妇女命运的古老观念。

　　她告诉人们：“如果妇女不具备和男人一样的平等身分，那么任何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存在。”这次访问中，埃及总统纳赛尔不仅为波伏瓦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而且还在他们的旅程行将结束前在自己的赫利奥波利官邸接见了他们。萨特在与总统交谈时，请求他能释放因重建共产党而被关押的18位埃及青年。纳赛尔答应了他的请求，释放了这些政治犯。波伏瓦和萨特在在离开埃及前，还出席了纳赛尔为他们举行的隆重的告别宴会。埃及之行，他们已介入了具体的国际事务。

　　离开埃及后，波伏瓦和萨特又访问了以色列。一个以色列作家代表团接待了他们。以色列左翼政党的成员森哈·法拉邦给他们作了向导。波伏瓦和萨特特地去观看了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他们尤其关注阿拉伯问题。在上述地区，波伏瓦发现以色列仍在对其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和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区实行隔离，而且还发现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此外，波伏瓦还尤其关注以色列妇女问题。

　　她发现以色列妇女在建国后大都纷纷回归家庭，对此她深有感触。她认为以色列妇女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曾拿起过铁锹甚至冲锋枪，甚至牺牲过生命，而如今却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去完成妇女的传统家务劳动，这实在不可思议。她由此感叹到，在以色列妇女已失去了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然而，以色列的妇女们却不这样认为，她们告诉波伏瓦：她们在社会中已经有了足够重要的地位，女权主义问题在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波伏瓦对自己与以色列妇女之间，在有关妇女解放问题上存在着如此的差距而深感惊讶。

　　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波伏瓦和萨特还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勒维·艾希克尔的接见。波伏瓦在此中东之行结束后，即写了三篇文章，这便是她后来发表的《疲惫的女人》。中东之行后不久，埃及战争爆发。当时在法国国内，人们分成了几派。戴高乐的支持者反对以色列。法国共产党也站在为埃及人提供武器的苏联人一边。托洛茨基派、马克思主义者及绝大部分的左派都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以斗争。而波伏瓦则出于对以色列的同情而为以色列人说话。她认为埃及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它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即使战争失败，也会重新复活，而以色列则不同，如果战败了，则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她深为以色列担忧。

　　这12年的世界漫游是波伏瓦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部分，因而必然给她以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广泛的国际交往扩大了波伏瓦和萨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波伏瓦开始用一种世界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使她在观察不同国度、不同政体、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别各种不同问题时，都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正如她于1967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所说：“只有放眼世界，以世界为本，人们才能从根本上宽容别人，并推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狂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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