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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第二性》这部著作,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是波伏瓦思想体系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她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从1943年至1949年,波伏瓦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的转变。她放弃了战前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

  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才引发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激发了她欲解答困扰妇女自身诸种问题的热望,促成了她这部关系妇女自身命运、反映妇女切身问题、涉及妇女自我解放的划时代巨著的问世。也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西蒙娜·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自这部著作发表后,在法国公众心目中,波伏瓦不再是萨特的“小伙伴”、“追随者”,而是著名的哲学者、思想者,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更加之她本人的身体力行,与萨特一起,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形式,因此,她被视为西方妇女个性解放的楷模。

  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时,虽曾轰动一时,但又旋遭查禁。当时的舆论界因对它褒贬不一而大加争论,但终于是责多于赞。而该书于1953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则再次引起了轰动,成为了最抢手的畅销书。此书对当时美国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美国也被公认为是促使西方妇女女性意识觉醒的启蒙作品。自从《第二性》被译成多国文字后,西蒙娜·波伏瓦成为了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该书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不亚于一场战争和革命。该书在观念上向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二性》发表后,波伏瓦从1949年开始着手撰写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从构思、完成到出版,历经5年。该书发表于1954年10月,两个月后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大奖。

  在波伏瓦创作《名士风流》期间,法国存在主义阵营内部因政见不统一,出现了分歧。从1945年以来,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组织,一直以《现代》杂志为论坛,宣传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主张。《现代》杂志的创办人是萨特和莫里斯蓬蒂,阿尔贝·加缪是后来才加盟的。1951年,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现代》杂志的编委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分歧。

  萨特在这一时期与法共关系密切,他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在冷战期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而加缪在这一时期则对法共以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反抗者》因遭到了萨特的否定,继而引发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论战。

  这一论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个延续了七年之久的友谊宣告破裂。这样,分裂在两位存在主义领袖之间发生了,而这种分裂又是政治分歧造成的。加缪曾指责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坐椅放在了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谴责他宣传暴力专政,指责加缪是一个资产者、自由派思想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分裂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趋于衰落。

  从1949年至1954年,波伏瓦的个人生活时而落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地,时而又出现了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转机。1950年,美国作家纳尔逊·阿格林与波伏瓦结束了三年的异国之恋。这次情感经历,一度曾使波伏瓦陷入了悲伤痛苦之中。她无法忘怀这段经历,并把它写入了小说《名士风流》中。1952年,一直与萨特分居的波伏瓦开始与《现代》杂志的新撰稿人克洛德·朗兹曼交往。这一年,44岁的波伏瓦与比她小17岁的克洛德·朗兹曼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她的心目中,朗兹曼又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这段新恋情中,波伏瓦也曾担心过这会不会对萨特有所影响。但事实证明,萨特能够正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萨特在这段时期,正全身心地忙于他的社会事务。而波伏瓦则渐渐地对那些吸引萨特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她把主要精力又放在写作上,每天平均写作七个小时。

  《名士风流》一书就写于存在主义组织内部出现分裂,波伏瓦本人的生活又出现新的转机期间。由于波伏瓦自始至终都参予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全过程,自然对《现代》杂志编委们之间的分歧感到遗憾。于是她决定要在《名士风流》一书中,将《现代》杂志的团体,以及该杂志的经历,把她与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之间的爱情,都写入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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