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50)

五〇

　　2. 一对在街头卖报的老人被团团围住

　　西蒙·波娃陪伴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一起度过了1969年元旦。

　　萨特母亲的健康情况不好，她患有高血压、头痛和风湿病，1月3日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两星期后死于尿毒症和第二次中风的并发症。

　　“五月事件”产生了一批五花八门、远离常规的报纸，如《我控诉》、《人民事业报》、《国际白痴》和《革命》等等。《心心相印》的作者A·马德森写道：这种“地下”报刊经热情洋溢的“毛派”在街角和校园兜售，为25岁以下的青年爱不释手。《人民事业报》把它的追随者比作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把共产党人比作纳粹通敌分子，声称国土被资产阶级“占领”了，号召人们起来“解放”国土。其口气之强硬、措辞之激烈，令神经质的蓬皮杜政府承受不了。1970年4月，该报两名年轻编辑被捕，6月，法院判处这两名编辑各一年徒刑。为此，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冲突。几天后，警察包围了印刷该报的工厂，要对工厂老板实行“监督拘留”，并没收了另一期正在印刷的报纸。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得警察没能抓到工厂老板，而且7万多份报纸早已被偷偷运走。

　　翌日，《人民事业报》的报头栏印上了它的新社长——让-保罗·萨特的名字，当天傍晚，在蒙帕纳斯墓地后面的达盖尔街上，路人可以看到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记者团团围住一对老年男女，这对老人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他们正在向手挎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下班回家的男子分发《人民事业报》。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的最末几页谈起了这件事：

　　“我们挤过人群，一边高喊‘请读《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报道自由’！一边分发报纸；接着，我们来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上，那里的人更多。有的人带着不赞成的神色拒绝接受报纸。‘这是被取缔的’，一个男人说。而有的人毫不介意地接受报纸，还有一些人叫喊着要一份报纸。”有个年轻警察走了过来，拿过萨特手上的一迭报纸，抓住他的手臂，便要把他带往管区警察所。这时，摄影记者闪电式地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喊了一声：“你抓走的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警察一愣，就松开手，离开了这里。萨特紧随其后，警察只好越走越快，后来几乎是在奔跑了。

　　翌日，他们俩与另外20余名支持者一道，在右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辆警车把他们带到警察所检查身份。除了把萨特留在门外，被告知自由了以外，其他的人全被带了进去。萨特立即将余下的报纸分发给聚拢来的人群，之后自己把自己请进了警察所。不久，来了几名穿便衣的上级官员，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到一边，告诉说半小时内每个人都会释放。萨特明确表示，他和西蒙·波娃将最后离开。萨特后来告诉电视台记者，他是有意要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警方的慌乱来看，他的目的达到了。

　　3. 实际上，法国妇女中每年有80万-100万人次堕胎

　　1970年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请西蒙·波娃就即将供议会审议的新的堕胎法案发表演说。他们觉得议会对这一法案过于冷淡，因此想发起一场争取自由堕胎的运动。而他们认为，使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办法是，让一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妇女公开申明自己做过堕胎。早在20年前写作《第二性》一书时，她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堕胎的压制，并且描述了这种压制引起的悲惨后果。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在《343人宣言》上签了名——这些妇女都承认作过非法流产，而现在则请求蓬皮杜政府对她们提出起诉。政府支支吾吾地踌躇了一阵子以后，决定不这么做。

　　实际上，法国妇女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反对限制堕胎的目的是允许她们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这种手术。避孕当然更好。但当时法国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广为人知和广为实施。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来说，堕胎是惟一途径。

　　11月20日这一天，世界各地都将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西蒙·波娃则欣然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横穿巴黎全城的游行，口号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在清洌的蓝天下，气氛显得异常活跃和欢乐。

　　4. 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在使妇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认为，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是使妇女“非殖民化”。她注视着一大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并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通信。她们把《第二性》当成妇女运动的“圣经”，在那里，它的平装本已售出了77万册。没有哪个女权主义者怀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这一论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谈到妇女状况时西蒙·波娃说：“它取决于世界上劳动的未来；只有在生产领域发生了一次激变之后，它才会改观。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让自己为女性主义所束缚。”尔后，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时说，过去总认为阶级斗争应该被摆在两性间斗争的前面；后来才发现，应该同时开展这两种斗争。

　　西蒙·波娃还写道：出于对男性的憎恶，有些妇女否定了所有为男子所肯定的价值观，拒绝一切她们所谓的“男子模式”。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的。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专属女子的品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有女性特质的存在，亦即承认了由男子捏造，用于把妇女禁锢在被压迫状态中的神话。对妇女们来说，她们的问题不在于宣称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为完善的人。因而，拒绝“男子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有些女权主义者以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结果为依据，认为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获得性快感，进而认定弗洛伊德讲女人感受性快感必须有男人帮助乃无稽之谈。西蒙·波娃认为，弗洛伊德受两性关系上的宗法观念驱使，实际上否认妇女应享有性的自主权，并把她们置于男性的支配之下，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性交不仅仅是两个生殖器的摩擦，也不仅仅是两个肉体的交接，而是两个人的结合。性欲高潮乃是‘心理——肉体现象’这个词的极致含义”。

　　她也不敢苟同“每次性交都是一次强奸”的观点。回想起当初写《第二性》时，曾认为“第一次戳入总是一次强奸”，后来才觉得这种认识实在不足取。事实上，两相情愿的交媾现象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性交与强奸混为一谈，意味着落入一切男性神话的窠臼之中了。

　　接着，西蒙·波娃被卷进了与男女平等主义的争吵之中。一批充满愤怒、痛苦、冷嘲和焦虑重重的书自美国寄来。《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前来巴黎，向西蒙·波娃这位“更博学、更年长”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访，试图让西蒙·波娃分担她本人对妇女运动正在进入死胡同的内心忧虑。最后，她失望地走了，她觉得西蒙·波娃既疏远又冷漠，尽说一些时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否认杰出人物统治论，并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阶级”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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