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42)

四二

　　巴西的妇女地位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它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在东北部，一位少女即使生活在贫民窟中，如果失去了童贞，她就根本没有可能结婚了。于是，她始终被周围的人严密地看管着。南方的工业大城市里就开放多了。在巴西，不存在什么离婚。但假如一男一女（其中一位已婚）决定开始共同生活，就得在报上登个声明。在此以后，即使在最保守、最古板的交际圈中，他们也被认为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孩子有权使用父亲的姓，并继承他的财产。但一位母亲若要离开家庭，所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权利都转给她的孩子们。当一个男人死去时，他的第一个妻子能继承他的财产，而与他共同生活、但没有签订官方契约的其他女人，连一个克鲁塞罗（巴西货币）也无法得到。

　　萨特和西蒙·波娃很受青年们喜欢。在圣保罗，他们安排了两三个黄昏单独出外玩。夜色使白天刺眼的城市变得柔和多了，骑自行车的人也骑得慢多了，时而有个黑人唱着歌从身边走过。度过了喧哗的白昼，他们享受着梦幻般的平静。在里约热内卢的每一个街角，往往都有学生与他们搭腔。一次讲演结束时，一位姑娘问道：

　　“萨特先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萨特俏皮地笑道，“我从没有遇见过我自己呀。”

　　“啊，多为你伤心！”她即兴大叫一声。

　　这时，恰好有一位法国政府官员也在里约热内卢。在当地政府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一位巴西朋友带着醉意对他说：

　　“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的是让-保罗·萨特。”

　　那位官员只是笑了笑。

　　当这位巴西朋友事后把这事说给萨特和西蒙·波娃听时，大家都笑了，说既然巴西人这么欢迎萨特，把萨特这根羽毛从法国的帽边上拔除就显得大错特错了。萨特说：

　　“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两个侧面。”

　　里约热内卢授予他俩“荣誉市民”的称号，并正儿八经地颁发了证书。

　　5. 5000名军团老战士高呼口号：“枪毙萨特！”

　　巴黎的朋友们告诉萨特，9月7日开始对让松审讯，让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到场。萨特鉴于自己已答应要在巴西履行一些义务，一时无法抽身，便给朗兹曼和佩朱打电话，详细讲述了他想对法庭所作证词的具体内容，随后，又寄去了证词的具体文本，供法庭上宣读，证词写道：

　　我为本人不能出席军事法庭的听证会感到万分遗憾。为此，我要就在早先拍发的电报中讨论过的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解释。事实上，仅仅肯定自己同被告“完全站在一起”，这并不够。我必须解释原因何在。我从未见过埃莱娜·居埃纳特，但是，通过弗朗西斯·让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今受审的“支持组织”是在怎样一种条件下工作的。我重复一下，让松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同事，如果说，我们的观点并不始终一致（这也极为自然）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我们重新走到了一块。我天天关注着他们的努力。一开始，他们的努力属于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为该问题找到答案的法国左翼所作的努力。只有当这些努力遭到失败，左翼明显无所作为的时候，他才决意从事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会给为独立而奋斗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实在的支持。

　　事实上，这时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了独立。连戴高乐将军也不得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是你们的。”萨特接着写道：

　　我要重复一句，独立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能确定的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未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使这个国家腐烂了。对自由的日益限制、政治生活的消亡、对使用酷刑的普遍接受、军方对政权的无休无止的抵抗，这一切都标志着一种变化，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在这种变化面前，左派无能为力。只要它拒绝同今日惟一一支正在真正与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自由的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力量联合努力，它就永远那么无能为力。而上述那支惟一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战线。这就是弗朗西斯·让松得出的结论，也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想，我能够说，与日俱增的法国人，特别是法国青年，已决心把这个结论转化为行动。……我与120名大学教师、作家、艺术家和记者们共同签名的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违抗命令的宣言被视作法国知识分子的重新觉醒。

　　法国报刊一致认为萨特的证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政府为自尊计，应对此作出反应。一位议员则要求对萨特采取法律手段。50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列队示威，高呼“枪毙萨特”的口号。

　　《巴黎竞赛画报》则用大字标题发表一篇社论：《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

　　法国当局感到十分棘手。宽容他吧，意味着政府的软弱无力，面子上无论如何过不去；对他采取法律手段吧，又将陷入与一个大思想家发生争论而削弱自己的窘境之中。

　　里约热内卢的法国大使馆散布流言：萨特一回国将立即被捕；法国政府宣布，要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至3年的监禁。时任新闻部长的泰雷诺瓦尔宣布，萨特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杀性的独裁力量。许多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让松组织的情况，刊登“121人”特别是萨特的情况。

　　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

　　11月，他们取道古巴飞往西班牙——萨特和西蒙·波娃都发觉古巴政权已变得冷酷了，蜜月已经过去。朗兹曼从巴黎打电话给在巴塞罗那逗留的他俩，叮嘱他们别搭飞机回国，因为机场上的欢迎可能是激烈的，在答记者问时或许正好授人以柄，使警方得以逮捕他们。

　　他们乘汽车回到了巴黎。他们当即为自己请了律师，还着手为被捕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警察局长上西蒙·波娃的公寓造访了他们，帮助斟酌他们的声明的词句。庭审前夕，治安法庭预审法官据说病了。接下来，庭审无限期延期了，后来获悉控告已经搁下了。稍作细究，原来是政府并不希望对他们提出起诉。传闻戴高乐总统用明显是戴高乐式的措辞进行了干预，他说：

　　“我们不抓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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