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90)

九〇

　　西哈努克捧着这部巨著，端详着那刚劲的字迹，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简直受宠若惊了。很快，西哈努克写了复信。他写道：“将军，我以深厚感情在暂时退隐的北京收到您亲切希望我得到的《希望回忆录》。您在题词中表露出的好意使我深受感动。我从您的书中获得很多安慰和知识，由于它对我而言是以往事件的记录，作为对历史的沉思，它已达到您本人成就的高峰。您的著作与成就将永远为大家铭记。就我而言，怎能忘1966年您访问我国时给我的尊重。如果那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能听您劝他不要去危险的印度支那冒险的的话该有多好！我今天眼看我的国家变成这样，受到极大破坏与苦难时，读到您掌握法国命运时总是竭力反对破坏我国主权的努力又是多伤心呀。请让我表示对以您和您的成就为代表的国家——我始终热爱的国家——的尊敬。”

　　这封信发出几天后，这位二战中的法兰西名将，前法国总统便于197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西哈努克至今不知道这位将军是否在生前读到他的复信。

　　西哈努克怎么也没有想到，向巴黎发出的下一封信，竟是一封沉痛的长篇唁电。

　　在西哈努克看来，当代世界上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除了戴高乐，另一位则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在这以前，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虽然当时西哈努克也在欧洲，但他并未直接参加会议，所以，那次相遇的机会被错过了。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对西哈努克关于奉行中立外交的演讲印象深刻。在当时冷战气氛日增，而美国又积极拉拢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入封锁中国的行列的大环境下，敢于喊出中立的口号，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对中国的支持。因此，会议一结束，第一个到西哈努克住处去拜访他的，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陈毅元帅。

　　后来，在万隆，周恩来以中国的方式和中国宫廷的御膳款待了这位亲王。就是那一回，亲王第一次领教了中国名酒茅台的威力。也是那一次，他对周恩来不管喝多少都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感到惊讶。

　　周恩来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论你是来自左的、中的还是右的政治对手，只要一见面，初一交谈，他便能使来者折服和倾倒。即使有人仍想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尊严，尽可能在表面上进行掩饰，但内心里则早已为面前这位几乎接近于完美的巨人啧啧赞叹了。

　　和世界上所有有关周恩来的传记和回忆录作者一样，西哈努克首先注意的是他那令人倾慕的、富有征服力的风度和魅力。西哈努克说，周年轻时就很魅洒，而老年时其魅力仍不减当年。西哈努克这样描写：他（周恩来）为人和蔼，举止风雅，很像典型的贵族。但西哈努克又不想用“贵族”、“王侯”之类的修饰辞，以免损害周恩来，于是只简单地采用了英文中的“完美的上流绅士”来形容周。周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似乎永远在微笑，笑起来一边一个酒窝，越发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西哈努克认为，周的奇特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万隆会议有四颗明星，一个是花哨的演说家苏加诺，一个是精明过人、博古通今的资深政治家尼赫鲁，一个是生气勃勃、气度不凡的非洲人纳赛尔，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

　　苏加诺是会议的东道主，他享有向大会致词的特殊权利，再加上他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给人们的印象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老练、稳健但又有点祖师爷气度的尼赫鲁，俨然以一个大国首脑派头、以会议的总导演资格，指导会议的方向。他不时地对一些不合主题的发言者加以不大客气的训斥。他在显示一种威严。而较为年轻的纳赛尔则表现得积极和活跃。

　　至于周恩来，其风格则完全不同。他睿智、机敏、满腹经纶，但从不招摇自负。相反，他总是那样谦虚、有礼和温和。

　　万隆会议初期阶段，周恩来只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虽然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首脑，完全有资格去占据他应有的突出地位，但他没有，他宁可保持低姿态，以避免他人的猜忌。所以周对上述三位领袖给以足够的尊重。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影响周的声望，相反，使这三位领袖，尤其是尼赫鲁，由于解除了威望上的威胁，从而更加敬重这位中国总理。

　　会议中途，方向出了偏差。不少对新中国误解和受美国宣传影响的小国代表，对中国发起了攻击。这时，周不得不说话了。人们原以为，这回中国这头狮子要暴怒了，要厉声反击了。不料，彬彬有礼的周，不卑不亢地走上了主席台。他仍是那样慈祥、谦逊和友善。他以十分沉着、和解的语调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阐述了如何求同存异、寻求共同目标的道理，最后他还邀请一切对中国抱有疑虑的人亲自到中国看一看，去真正了解它的诚意。结果，周的讲话顿时赢得了人心，博得了掌声，拨正了会议的方向。

　　后来，在讨论会议决议中的原则时，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国家拒绝使用“和平共处”一词，认为这是中国的发明，带有共产主义色彩。这激怒了尼赫鲁，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他和周的共同创造。尼赫鲁以老资格政治家的口吻，不客气地教训了那些反对者。这又导致了僵局，又是周出面缓和了局面。他建议可以不叫“和平共处”，改为“和平相处”，也可以不必只要“五项原则”，数目完全可以增减。在他的调解下，僵局又一次被打破了，会议化险为夷。最后，会议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核心仍是那著名的五项原则。

　　当会议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万隆的夜空中，最亮的明星不是苏加诺，也不是尼赫鲁，更不是纳赛尔，而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有幸在万隆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足智多谋、具有回天之力的政治能量，和以守为攻、出奇制胜的外交风采。西哈努克对万隆的四颗明星做出了结论：“周恩来较这三人都更有能力以其颇具号召力与诱惑性的言辞、语调激励群众。他有一种独具一格的微妙而有征服力量的超凡魅力。”

　　西哈努克在这次会议上对周产生的钦佩和敬仰，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同周恩来接触的过程中，周的品格使西哈努克感触至深。他深知周才华横溢、智慧过人，“他从不自诩高明，但由于他自愿承担的完全大公无私的作用，周拯救了中国”。

　　周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和谐的平等关系，也使西哈努克倍有感触。西哈努克说，周与他的工作人员、翻译的关系，是一种“难以置信地不拘礼节，其民主程度我是从未在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与随员的关系中见过。就像亲密的父亲同儿子的关系。我常常见他的工作人员随便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同他聊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关于周的品格，西哈努克惊叹道：“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在他的品性上我挑不出一点瑕疵。”

　　西哈努克亲身体验和感受了中国那场大浩劫。他深知周恩来在这场灾难中的不幸和困难处境，然而周仍能以非凡的毅力、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政治艺术，挽救着他的国家。西哈努克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不是有幸出了个周恩来，则文化大革命将宣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下降。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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