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51)

五一

　　对于未来，西哈努克也并不完全消极。他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尽他所能之劳。他说，他将根据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请求，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只要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人民是支持的。建设新国家的任务是艰难的，如果真的需要，”他愿意继续作为人民团结的象征发挥作用，特别是他可以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充当桥梁。他说：“我还将把我30年来在外交和与各国政府、元首打交道方面的经验贡献给我们的国家。对于26个曾经支持我们并在法律上承认我们的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我们要进行访问。我们还要接待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其他贵宾。但我决不再领导政府工作，也不再行使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充当我们团结和高棉国家的象征就够令我心满意足的了。”

　　当一个记者问他，战争结束后到哪里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吴哥。我将设法买一辆梅塞德斯·奔驰小轿车，在吴哥安身定居。我再也不该去执政。即使在红色高棉挽留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在吴哥定居安身也是非常合适的。那里有一个机场，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将来我去金边只是出于礼宾活动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亲眼看看绞死朗诺。我对金边深恶痛绝。这个负心的城市使我作呕。我过去爱它太深，为它做的事太多。我把它打扮得美丽动人……在法国人统治时期，那里原是个村庄。是我建造起了花园、街道、林荫大道和高楼大厦。这个可憎的城市，我为它费尽了心血，而它却以咒骂、诬蔑和背叛来报答我。我愿住在吴哥。它是那么漂亮。……即使红色高棉游击队不再愿意让我当国家元首，我也愿意住在吴哥。我不愿意去法国，也不再爱它，因为它抛弃了我，凌辱了我，因为它承认朗诺。”

　　谈到这里，西哈努克似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引用了一句柬埔寨成语：“患难之中识敌友。”他不愿到抛弃他的任何国家去，其中也包括苏联，因为它同朗诺政权的关系保持了好几年。当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传话给西哈努克说，战争一结束，他们将派大使来，很高兴地重新同西哈努克言归于好。西哈努克一听，火冒三丈，怒吼道：“勃列日涅夫先生！蓬皮杜先生！请你们守在自己家里吧，别来自讨苦吃！”

　　的确，对于西哈努克本人来说，他真的别无所求。他严守着他的那条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战后，他真的兑现了他的所有诺言，但历史并没有公正地对待他。

　　◎26　合作与摩擦

　　三国四方会议之后，柬、越、老三国人民的救国斗争进入了团结抗战的新阶段。但是由于柬越两国之间的历史隔阂，特别是两党之间长期存在政治分歧和不信任心理，并没有使这种团结抗战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又合作又摩擦的状态。

　　早在1969年，柬共中央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支持朗诺政变。一旦政变发生，将对革命有利。于是党开始制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准备把革命的主要对象转向美国及其走狗朗诺集团。

　　这年底，柬共领导人沙洛特绍率代表团再次访问河内，就未来的革命战略问题交换意见。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黎德寿、武元甲和阮维桢等。他们仍坚持把柬埔寨革命纳人以越南南方斗争为中心的印支三国斗争的全局之中，这遭到柬共方面的拒绝。会谈未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沙洛特绍离开河内前往北京访问，这时，恰逢朗诺政变。当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后，双方握手言和，表示要共同对付美帝及其傀儡政权。紧接着，三国四方举行了最高级会议。在制定了柬埔寨统一战线政治纲领和建立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后，沙洛特绍途经河内返回柬埔寨。

　　到了河内，越南领导人向沙洛特绍提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越柬军队总司令部。武元甲对他格外热情，对他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越柬老三个兄弟团结在一起了。黎笋也对他说，他们将向柬武装部队提供5000支枪，同时，也建议成立总司令部，让沙洛特绍担任总司令。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无权决定，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执行的并不是这个任务，途中正好碰上政变。等我先向中央汇报后再说吧。”

　　沙洛特绍经胡志明小道回国途中，发现越南军队在柬境内招募柬埔寨青年，并编人他们的部队。这使沙洛特绍心中产生不少疑惑。

　　据柬共后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柬共历史的《黑皮书》称，在沙洛特绍访问中国期间，越南人曾试图就建立联合指挥部问题同宋成、英萨利进行磋商，同时也许诺对柬共提供援助。

　　沙洛特绍回到柬共根据地总部后，于1970年9月在磅湛省的斯栋特朗县召开了柬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同西哈努克联合建立民放团结阵线、反对朗诺政权的方针，决定组建自己的正规军，对同越南合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结果，基本统一了认识：决定不成立联合总司令部。越南在柬埔寨需要打就打，柬埔寨自己打自己的，柬埔寨的军队是属于柬埔寨的，柬埔寨的政权是属于柬埔寨的，越南无权染指。关于越南在柬境内组织起来的部队要归还柬埔寨的问题，后来对此进行了两年谈判，才最终达成协议。

　　成立联合指挥部的建议被拒绝，确实是对越南方面的一个打击。这大概是后来两党分歧愈来愈大以致最后决裂的起点。不过，在军事合作方面，确有进展。在三国四方会议以后，武元甲应西哈努克的要求，派去了大约一两千军事干部，称作军事顾问团，从事柬共游击队的训练工作。据西哈努克说，这些人的质量的确是超等的。他们不但有军事技术，而且人品也不错。他们完成任务后就口去了。从后来一些参加过训练班的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训练的人不仅学军事，也学越南话，而且用越语进行思想讨论。

　　联合的军事行动也有，主要是在柬越边境地区。在其他地区，柬越军队也并肩作战。在金边西南的第25号地区，柬共军队在越南人的指挥下进行战斗，直到1972年。

　　但是，这种军事合作总是小心谨慎的，始终严格遵循三国四方会议决议的精神，即每个国家的解放是该国人民自己的事，必须根据有关国家的愿望，并在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彼此相互支援。在部分边界沿线，越南占据了一块无人居住区，以便保护他们的南北交通。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进行军事行动。

　　这种谨慎态度还反映在各自的内部宣传文件中。这里，可以看出双方的不同政策。柬共在发给其成员的一个学习文件中强调，他们的革命对象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而不是越南所强调的帝国主义。在谈到同越南的合作时，则强调了他们的独立性。该文件说：“我们必须与越南合作协调，以对付美帝国主义者，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的特色，为我们的人民造福，团结一致反帝，同时反对干涉内部事务。”

　　越南党则把合作看作两党两国长远的义务。它的一个文件强调了越南对柬埔寨的作用。该文件说：“我们应该使（柬埔寨革命者）认识到，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我们。我们帮助他们是我们的一项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柬埔寨是我们军队活动的基地。柬埔寨的革命弱小，其组织也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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