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44)

四四

　　对西哈努克来说，除了战斗别无选择。

　　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即1970年3月23日，西哈努克通过北京的电台，向全世界和他国内的同胞发布了《告高棉同胞书》和一个郑重声明。他庄严宣布解散非法违宪的朗诺政权。他呼吁。“我们将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形势恢复正常以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协商会议。它的成员将包括一切爱国、进步并且具有反帝倾向的佛教僧侣、军队、警察、省防军、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工业家、商人、政府职员和妇女的代表。”

　　“我们将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军，把祖国从朗诺、施里玛达和郑兴为首的卖国贼集团和亲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独裁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与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民族团结政府、协商会议和民族解放军将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它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和在胜利后重建祖国的双重责任。”

　　亲王呼吁：“一切不能再容忍叛逆者的不公正的压迫，并且具有解放祖国的勇气和爱国的子民们（包括军人）到丛林中去打游击，以便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如果你们已经有了武器，并已掌握了军事的话，我可以向你们及时提供弹药和新的武器。如果你们手里没有武器而又想学习军事的话，那么，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你们到距离你们的兵营和村庄较远的、敌人不能发现和找到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里去。侨居欧洲附近的子民（同胞们），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话，就请你们到北京找我。”

　　第二天，亲王又写信给各国政府，呼吁它们支持他的民族解放斗争，拒绝承认金边的朗诺政权。

　　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发表以后，在国内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柬埔寨境内的各收听站收听和录制了通过北京向河内广播的亲王的呼吁，然后又在国内广泛传播。最初人民对朗诺的政变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他们不了解真相，无法听到亲王的声音，无法弄清究竟谁是卖国贼。当朗诺巧妙地利用柬埔寨人对越南人的世仇大肆鼓噪西哈努克把柬埔寨出卖给越南人的时候，他们迷惑不解。一旦听到了亲王的声音，他们便明白了；真正出卖祖国的是朗诺，是他把柬埔寨出卖给了美国。

　　他们看清了事实真相后，立即发动了示威、反抗和起义。在磅湛市，全城各个角落都是示威者。他们在汽车上张贴“西哈努克万岁”的标语，向司机散发亲王的照片。由50辆卡车和轿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示威者向金边进发。他们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职位。有两个国会议员奉命向群众解释驱逐西哈努克的理由，但被愤怒的群众打死。这导致警察向群众开枪，结果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朗诺的兄弟朗厄在磅湛省有一个橡胶园遭袭击，他本人被碎尸万段。在茶胶和贡布两地，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和暴力事件。

　　随着人民的觉悟，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学生进入丛林，参加了抵抗力量。朗诺的政府军也迅速瓦解。数以千计的政府军，或者弃甲回乡，或者投奔红色高棉的游击队。

　　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人策动朗诺政变以及随后对柬埔寨的入侵，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一个莫大的错误。它不但为自己树起了更多的敌人，而且使所有的敌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力量变得更加强大。首先，越南和柬共被美国推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原来，二者的战略目标和斗争对象并不完全一致。越南主要是针对美国，柬共主要是针对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协调。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和西哈努克的被废黜，使柬共的革命任务和对象发生了转移。美国成了越柬的共同敌人，共同的斗争使他们互相紧密地靠拢。

　　其次，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这一对抗的双方的关系，也由于美国的干涉而发生了质变，一致对外的民族矛盾掩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西哈努克坚定不移的反美救国立场使柬共迅速修改和调整了它的路线和战略。在这一民族危机之时，首要任务已不再是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而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因此，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成了战友。

　　就在西哈努克发布告同胞书的24小时之内，于1967年逃人丛林，加入了柬共革命领导核心的三位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这是他们在金边失踪后三年来第一次出现。尽管这三人遭到了西哈努克的错误对待，但他们仍然不计私仇，出于民族利益，积极支持亲王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纲领。他们在声明中称：“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我国城乡的全体同胞，不要在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一伙卖国贼的军警中充当炮灰；不要给他们交税或遵守他们的残暴的法律；忠诚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建立村、乡、县和省级的新的抗战行政机构。”他们还呼吁士兵和公务员支持人民的斗争，参加到抗战中来。在他们的号召下，投身到丛林游击战中去的青年更加勇跃。甚至连驻在桔井的第六军区副司令丁乃英少校也加入了游击队。

　　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没有使它摆脱在越南战争中的被动地位。相反，它正面临着整个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反抗。

　　印度支那三国联合斗争的想法，是西哈努克最先倡导的。早在他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同范文同会谈的过程中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后来，通过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以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协商，达成一致，并于这一年的4月24日至25日在中国广州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四方代表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以及越南北方代表范文同，所以通常称这次会议为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各方代表邀请西哈努克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西哈努克在开幕式上十分感动地说：“尽管我们不能像1965年那样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你们还是邀请我主持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你们的这一邀请，雄辨地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对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尊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我国历史和国家生活面临着黑暗和痛苦的时刻，你们的这一邀请就更有意义。”

　　亲王向会议表达了以他为首的抵抗力量的决心。他说：“今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我和我的反帝战友们成了流亡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以便重新获得昂首返回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权利。”他强调：“柬埔寨将同其他两国兄弟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肩战斗，直到重新享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

　　会议就印支形势和共同斗争交换了意见，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最后，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声明还规定各方今后将随时在必要的时候举行最高级会议。

　　会议闭幕后，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三国四方代表。他在讲话中说，7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人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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