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24)

二四

　　◎12　红色高棉的崛起

　　西哈努克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大受惠者。首先，柬埔寨的独立和西哈努克的中立主义得到了尊重；他可以通过日内瓦会议所规定的1955年全国自由大选来重新团结和建设他的国家。其次，作为西哈努克反对力量的革命势力，即被称作“伊沙拉联合阵线”的高棉抗战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主要是由于日内瓦协议中的两项有关柬埔寨的规定：一是在柬埔寨境内活动的“越盟”必须撤回北越；二是柬埔寨的高棉抵抗力量必须就地复员，参加未来的全国大选。尤其使西哈努克欣喜的是，日内瓦会议之后没有使他的国家像它的两个邻国（老挝和越南）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对于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这位特别易动感情的年轻国王喜形于色。他的确有理由踌躇满志，怡然自得。因为，登基十多年来，他为了民族的新生付出了心血。特别是柬埔寨这个东南亚文明古国在法国殖民主义占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在他手里重又恢复了独立和尊严。与此同时，左派革命也不再是他的心头之患。

　　这位年轻的国王盼望着实践他1952年向他的子民们许下的诺言：三年后实现彻底的独立。他要以一个现代的民主改革家，而不是以一个旧式君主的身份重新塑造他的新国家。当他对柬埔寨的未来展开美丽而宏大的想象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正在柬埔寨悄然崛起。

　　红色高棉这个称谓属西哈努克首创。这一称号被用来区别于40年代在越南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西哈努克以这一名称专指新一代的、独立于越南的、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这一称谓后来被世界广泛沿用至今。它成了后来民主柬埔寨的代名词。

　　红色高棉及其代表人物的崛起极富有戏剧性。它是随着亲越的老一代高棉人民革命党人的失势而逐步兴起的。

　　日内瓦会议后，关于柬埔寨的两项决议部分地实施了。越盟在柬境内的武装力量撤往了北越，而高棉人民革命党则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彻底就地复员，将意味着革命就此完结；如果继续存在和战斗下去，那将违反日内瓦协议，遭到各方的谴责。于是，他们化整为零，一分为三。约有2500名高棉革命者随越盟军队撤离柬埔寨，准备在北越重新集结。这些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的精髓和骨干。他们中有1／3是伊沙拉联合阵线的军事人员，约有500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党员，其中包括一些党的主要高级领导人，如党的中央主席、伊沙拉联合阵线主席、该阵线领导的“全国抗战政府’注席山王明，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姜萨马·绍兴、梅波、农谢、内萨兰、高莫尼、廖高莫尼、索万、索平、洪春、严松等。

　　另一批约1000多高棉人民革命党人转入了公开的合法斗争，由龙松、高密等人为首组织了一个合法政党“人民派”，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

　　此外，还有少数高棉人民革命党人仍留在柬埔寨，从事地下活动。显然，这批人人数较少，而且力量较弱，他们致力于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是党的副主席杜斯木。

　　对左派革命力量来说，日内瓦协议的执行确实在柬埔寨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真空。然而这个真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新的力量填补了。这就是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前后回国的留法青年学生，即“巴黎帮”。

　　1949年秋的一天，在开往欧洲的一艘轮船上，有一位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24岁的农家出身的青年。他荣获了这年的留学法国的政府奖学金，正前往巴黎就学。此时，他望着浩瀚的大海浮想联翩。他想象著作为柬埔寨宗主国的法兰西，想象着近乎梦幻般的巴黎，也想象着未来全新的留学生生活……这位青年名叫沙洛特绍。这只是他公开使用的名字，他另有一个化名叫波尔布特。不过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在法国时，他只向他的法国女朋友吐露过这个名字。回国后，他也一直叫沙洛特绍。只是到了革命胜利以后选举政府时，他才正式使用这个名字。在这之前，柬埔寨人始终不知道，波尔布特就是1949年出国留学的那个农家子弟。

　　以巴黎留学期间，沙洛特绍酷爱政治。这大概与他的社会联系有关。沙洛特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富裕的地主家庭，但他的家庭的社会联系却对他意义重大。他的一个哥哥在王宫中当一个小职员，他的一个姐姐是王家芭蕾舞团的著名演员，而且还为莫尼旺国王生过一子。

　　沙洛特绍前往巴黎留学时，只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正是因为1947年第一次全国大选时，他为民主党助选有功，才被后来的民主党政府选中，授予政府奖学金出国留学。同他一起赴法留学的，还有其他20名青年。

　　他们乘坐的轮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到达了马赛港。很快，沙洛特绍在巴黎同留法的柬埔寨进步青年学生建立了联系，并加入了“高棉学生联合会”。该组织内有不同的派系，其中一个就是沙洛特绍参加的左派。他主张反对柬埔寨的君主制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他们积极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以拯救柬埔寨，特别是柬埔寨的农民。这一点，在柬共革命成功以后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他们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个左派中最主要的成员就是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他们及其他一些左派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0年，沙洛特绍、英萨利等10余人建立了“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英萨利任书记，沙洛特绍为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们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沙洛特绍读了大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感到困难。

　　1951年，巴黎的高棉学生联合会派沙洛特绍等三人作为高棉留学生代表，出席了由莫斯科发起在东柏林举办的柏林青年节。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来自印度支那革命者的代表“越南——高棉代表团”。来自祖国的代表赠送他们一面有五塔图案的奖旗、一些小册子和山玉明的照片。这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鼓舞。25年后，这面旗子稍加修改，成了民主柬埔寨的国旗。

　　高棉学生联合会的一些激进活动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后来，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该组织被解散了。在这前后，在法国的一些激进派学生要求在法国流放的山玉成回国领导民主党进行议会斗争。秀木和英萨利也去拜访山玉成，向他介绍了柏林会议的情况。他们要求他支持在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然而山玉成拒绝了。1953年8月，沙洛特绍回到了柬埔寨，加入伊沙拉联合阵线，并在该阵线的总部工作。这时，他奉命从事群众发动工作，建立乡一级的伊沙拉委员会并发展成员。

　　不久，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了。根据日内瓦协议，柬埔寨革命力量出现了前边提到的一分为三的局面。沙洛特绍是留在柬埔寨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的青年革命者之一。1955年，他和先后回国的20名留法同学被秘密派往金边。这时，党的机构极不健全，只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越南劳动党指定绍兴担任书记，负责农村工作。另一个主要领导成员杜斯木主要负责城市工作，同时也是高棉人民革命党金边委员会的书记。这时，沙洛特绍就在他的手下工作。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