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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同您谈论克雷辛格先生,这不该是我的事情。况且,还是从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那一刻起,我的思想才习惯了他的名字。

  至于说到她(指索朗芝),我不能对她无动于衷,您大概记得,只要有机会,我在您面前总是毫无偏心地为您的孩子们说情的,因为我深信,您的使命是永远爱他们,因为这是惟一永远不变的感情。不幸可能会遮盖这种感情,却不可能歪曲它。

  这种不幸看来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在决定您女儿未来的时刻,在她的身体状况比任何时刻更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时候,这种不幸使您的心不愿听一听关于她的事情。

  由于这一重大事件刺伤了您最神圣的感情,我不打算提及我的情况了。

  时间会作出判断的,我等待着。

  永远是同一个忠于您的肖邦

  在诺昂的乔治·桑收到这封7月24日写的信,其中“母爱”的涵意像火烙一样烫疼了她的心。当初为了与丈夫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她勇敢地走上法庭,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含辛茹苦地哺育着孩子,现在竟然被她“意中人”冷酷地指责为缺乏“母爱”……

  7月28日,乔治·桑改变了去巴黎的想法,提笔写下了给弗雷德里克的最后一封信:

  昨天我订好了驿马,尽管我自己病得不轻,天气又糟糕透顶,我仍打算乘二轮轻便马车上路。您的沉默使我非常不安,以至于我想到巴黎去一天询问您的健康状况。

  您在此期间一切都斟酌过了,而且您的答复是十分平静的。

  那就这样吧,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就按你心里想的去做吧,把本能当作良心之首吧。我对此十分理解。

  至于说到我的女儿,她的病不会比去年更令人不安。除此之外,不管是我的热忱、关怀,还是命令、威吓都无法阻止她像个病态的人那样行事。

  她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需要母爱,因为她讨厌和中伤了它,并用卑鄙的语言玷污了母爱这一最神圣的行为和家庭。您喜欢听这一切,甚至可能会相信这些。

  我不会进行这种斗争,它只能唤起我厌恶之感。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这个对手是从我的腹中坠地,并用我的奶水喂大的。

  如果您以为您应该为她作自我牺牲的话,那就请您多关照她吧。我不会对您有什么抱怨的。但您会知道,我将以一个受委屈的母亲的角色进行自卫,而且从此之后任何什么东西也不能促使我放弃这种权威和尊严。我受骗上当、作牺牲品的时间太长了。

  我原谅您,而且将来也不会对您有什么指责。因为您的表白是诚挚的,它使我略感惊讶,但如果您觉得这样更自由一些、更方便一些,我将不会因这种看法离奇的转变而忧伤。

  上帝保佑您,我的朋友,但愿您能很快治愈自己所有的病痛。我相信,这种时刻现在就会到来的,我将为9年美好的友谊有这种奇妙的结局而感谢上帝。请不时给我来信谈谈有关您自己的消息。

  重新再谈其它的已是徒然的了。

  乔治·桑

  显然乔治·桑的自卫反击是毫不留情的,信中的许多被激怒的气话中也隐隐地透露出百般无奈的伤痛、委屈和怨恨。如果说这是一封绝交信,不如说是恨与爱交 织在一起的情书。她写此信时,并没有想到从此会同弗雷德里克绝望地分手,她还希望能重新看到他,聆听他的琴声,倚靠在他的身边……弗雷德里克称这封信的作 者“真是个才智横溢的奇怪的生灵!她竟发起什么狂来……”这主要是针对信中的一句话,“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多疑的弗雷德里克 却将此解释为,“把我宣布为仇敌,似乎是因为我站在女婿一边……”

  双方都在火头上,让冲动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或者说双方都像赌气的顽固孩子,谁也不愿认输,谁也不愿先说一个讲和的字眼。都希望对方恢复冷静,主动前来问安,然后才是谅解、拥抱、亲吻。

  但这一切美好设想并没有出现,时间在无情地流逝,渐渐地冲淡了双方重续旧好的希望。

  弗雷德里克听说索朗芝到加斯科涅去找父亲,路过诺昂时住了几天,这使得他不由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也许索朗芝会把他写给她的信上内容转述给乔治·桑听听。但是索朗芝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乔治·桑在写给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信中还伤心地说:“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她还在天真地等待弗雷德里克的回信。

  其实弗雷德里克还真的写了信,但又将信扔进了壁炉的火堆里。

  他俩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无法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历史造就了天才的艺术家,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与她各自的心理缺陷。

  傲慢与谦让、自私与慷慨、偏见与学识、固执与聪敏都无一例外地同时聚集在他与她的身上。

  人,真是一个奇妙的高级生灵。

  5. 一个句号

  1848年2月16日晚上,巴黎的寒冷气候未能阻挡住前来聆听音乐会的观众。国王路易·菲力浦和王后等人因宫中举丧而未能光临,他们的随从人员却出现了,手里拿的是国王买的票。

  普雷耶尔大厅里的300个座位都已坐满了,各界显赫人士和珠光宝气的淑女、夫人都在悄悄地议论,中心话题是今晚音乐会的主角——弗雷德里克的虚弱身体。

  尽管弗雷德里克写信给华沙的家人,坚持声称自己的身体很好,不必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各种消息仍然从他的学生和客人的嘴里透露出来,并掩饰不住焦虑惊慌的神色。

  他已无法坐在钢琴前教课,勉强支撑的办法也只好躺在一旁的睡椅上。热心的朋友邀请他去赴宴,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让朋友把他抬到楼上。

  服用沾上鸦片汁的方糖也失去了往常神奇的减痛效果,只有琴声响起时,才能帮助他度过难熬的病痛时光。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腰“弯得像一把打开一半的裁纸刀……他渐渐地沉浸到音乐中去了,这时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的姿势”。

  与乔治·桑的痛苦分手,加剧了他的病情恶化,不治之病的痼疾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每时每刻都在残酷地折磨着他。

  整个冬天里,他孤身一人躲避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乔治·桑一家的住房早已退掉了。人去楼空,凄惨苦意的气氛死死地镶在他周围。

  圣诞节前后的十几天里,他竟然是在时停时写的信笺上熬过来的。

  在这封写给家人的信里,他像一个喃喃絮说的衰弱老妇人,零乱地叙述着乔治·桑及其儿女的情况和自己的回忆。

  最后他安慰家人,“这里的冬天并不太冷。感冒的人很多,而我平时的咳嗽已经够厉害的了,所以并不像你们怕霍乱那样地怕感冒。我经常闻闻给我做顺势疗法的香水瓶子……”

  好心的朋友不愿再看到这位音乐天才苦苦忍受着痛楚的煎熬,也出自于对他琴声的敬意,便劝他举行一场公开演出,企望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帮助他解脱目前的困境。

  这其中也许包含着向乔治·桑发出一个信息的意思,但也许恰恰相反,开音乐会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冷漠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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