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70)_尼克·李森

七〇

　　只有一次我觉得有一线希望被引渡回国，当时侦探督办诺德拿出一些美元保证金申请票据，这些都是我曾经用于要求伦敦往新加坡调拨现金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绝对清楚的，”他对我说，“这些文件对于你所做的88888帐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文件也都是虚假，具有误导性的。有人已对这些文件做了标记，上面标有CS4，5，6，7，8，9、10，其中的字母CS代表的是克里斯托弗史弟恩，他现在是或过去是伦敦的巴林银行的总裁，他把这些文件提供给DCI韦德。

　　对方要求银行提供你自己准备好的文件，或是至少在你的指导下准备的文件，这些又是假的。当这些文件送至韦德先生那里时，就用了下面的惯用说法。别人把文件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你要的东西，这些是瞎扯。’”我知道每个人用这个词时都指的是虚假不诚实的文件。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认为这挺有趣，我却不理解这个玩笑：如果文件真是瞎扯的话（这我也同意），有人把它们交给伦敦的SFO的侦探，这肯定意味着他们手中的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涉及到伦敦方面，这不对吗？但这个玩笑却应验在我头上。是的，这的确表明他们有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属于SFO司法权辖内。但是不行，这并不意味我可以被引渡回伦敦，而是意味着他们决定对此事置若罔闻。

　　为了不让SFO逃脱他们的责任，史蒂夫在最后关头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既然省略了一些细节问题，那就更显然我所犯的罪过中由SFO管辖的那部分行为才是导致巴林倒闭的关键——而且他还指出这种情况对新加坡方面并不存在指控的必要。

　　但是就在第二天，九月十三日，SFO便对我撒手不管了。

　　他们宣布我受审判的最佳地点是新加坡，但他们从未解释原因，他们有我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法庭上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证明我的诈骗行为是如何在伦敦的巴林银行办公室进行的，而且这些证据本来会让我供认更严重的罪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十分热心于让我去新加坡。作为对SFO决定的反应，史蒂夫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道：“这是毫无道理的，除非他们给出一个不合法律的解释，他们反对把尼克引渡回国是处于政治压力之下而为之的。”

　　我不知道在这之前其他任何人是否还在怀特联合会那里请人喝过一杯。

　　又一个周末来了。丽莎星期四曾来过一趟，她走时留下了她的床单让我睡觉用。那上面留着她的气息，为了挽留那种感觉，我晚上铺开用，白天把它们卷起来放在壁橱里。光光的床垫上有一道道黑条纹，这又是牢房给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今天在外面院子里待了一个小时，明天还能待一个小时。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上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越来越深陷于一种压抑心情之中。我把电视和收音机全打开，想借此驱走沉寂。我很快就明白我将不得不开始锻炼自己为新加坡的生活做准备。我开始恢复健康，每天晚上蹬踏木箱五千步，但是我仍害怕寂寥。我知道新加坡那边不会有电视或收音机供我用了。

　　户外步行一小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小插曲。我沿圆圈缓慢地走着。大多数犯人穿着一般狱中规定的蓝色囚服，我却总要努力改变一下格调。穿上便装，今天，那个叫克里斯托弗的意大利人身穿星期日才穿的最好衣服，那是一件山羊皮竖纹大衣，他嘴里还叼着雪茄烟。我们彼此点了点头，便有其他人一起沿运动场进行。我们朝任何方向都只能最多走五十步，因此走路时数八是不可能的。我想加快这缓慢的行进速度，但这又大难了一我只会让别人讨厌我——，因此我又和众人一“样沿着固定的圆线像驴子们沿着并一样走，这简直算不上活动。

　　返回我的牢房后，我又得打发时间了，我想睡觉，又想去看电视，还想听懂德语，又试着去看书。一会儿之后，我又坐在桌边给丽莎写信。但我止不住又哭了起来，晶莹的泪滴落在信纸上。做交易时我从未哭过，母亲去世时我也没哭过，为此丽莎曾怨我在感情上太严谨，也不会表露感受，如果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就不会那么说了。但现在没人看见我。大家都认为早已看够了我，因为报纸上一版一版地登载有关我的文章，而且有关巴林银行的故事也占去了大多传媒焦点，而我只能看到三日之后的报纸。没人看见现在的我了。

　　九月二十五日，史蒂夫意外地来见我。他告诉我说，巴林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单独起诉我，这些人持有价值九千万英镑的巴林公司百分之九·二五的永久债券，现在他们也一无所有了。他们将提请伦敦城市地方法庭发出传票，要求我去法庭受审。

　　“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史蒂夫说，“这是第一次除了我和丽莎之外有人认为你应该被送回伦敦受审。这些债券持有人对案件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样——他们认为巴林的倒闭只能进行恰当的分析，而犯罪的人在英国法庭上由法律定罪。”

　　“他们首先起诉你，再利用审判你的时机把其他证人也牵扯进来，像主任或查帐人员之类。这是他们唯一一种可以把钱弄回去的办法了。除了已林银行慈善基金会之外，他们是唯一一群损失者了。”

　　“当然了，彼得·巴林也从未宣布有关他那一百英镑红利的事了。”我说。

　　“但是你得准备好提供证据。”

　　“我准备好证据，但又担心这是否会危及我在新加坡受审状况。”

　　史蒂夫离开监狱去给乔纳森科尔打电话，他是我的新加坡律师。史蒂夫从机场给他们打电话，最后在伊斯兰堡找到了他。乔纳森向史蒂夫保证证词不会对新加坡受审有影响。第二天，债券方面来了一名律师取走了我的签名。他是和阿伯哈特凯普夫的助手爱娃一起来的。

　　“你好？”我问道，一边伸出了手。

　　“恐怕我不能和你谈话。”律师说。我签字之后他马上就走了，我也返回了牢中。

　　令那些债券持有人伤心的是，他们的案例又被从“国内办公室”转回SFO。他们曾向“国内办公室”要求引渡我回国。而且也许他们还希望立案起诉我诈骗并起诉其他几个人的读职。但SFO可以驳回引渡回国的申请，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有背于公众利益。SFO接手了债券持有人对有关引渡回国的起诉申请并扔在一边：他们堵死了这条路。

　　“我很惊讶，SFO竟然这么干，他们以前可以不利用职权滥处理案件，”史蒂夫说，他看起来义愤填膺，“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事，这些人损失了钱，而且他们有权起诉别人把钱要回来。但是SFO却把这事压制住了。”

　　“其实本来就不会有希望，史蒂夫。”我说，“他们肯定要让我去新加坡，否则许多人会动怒。”

　　下一周的十月四日，德国法庭宣布，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加坡政府要求引渡我提出的十二条指控中的十一条罪状，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对此决定提出上诉——否则我将返回新加坡。

　　“这是个疯子的决定，”阿伯哈特凯普夫对我说，“从推理上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单单省去伪造罪的起诉？很显然有证据可以推翻其他至少八项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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