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8)_尼克·李森

八

　　在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样，在巴林银行，我仍然在期货与期权清算部工作，但是九个月后，我就发现，在伦敦总部我是很难发展的。那时清算部里由我负责向一个级别相当高的老板汇报业务情况。借着这个工作机会，我留心观察，明白了我至少要等上十年才能爬到他那么高的位置。我对工作的兴趣很快便消失殆尽，于是我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

　　巴林银行在八〇年代获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中，最辉煌的一笔当数克里斯托弗赫斯在日本创建从事股票交易的分部的做人业绩。由于正逢日本股市开始大幅上扬，巴林银行很快在该市场上占领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整个八〇年代，克里斯托弗赫斯都算得上全英国薪俸最高的银行家——其年薪高达三百万英镑左右。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其准确的数字，但是却都知道，他的年薪确实有那么高。这些报酬全都来自他的远东地区所做的交易。日本是他开始发展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亚秒（各国或地区，譬如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尼，他都已开展了业务，做着巨额的交易，人们称之为“老虎”经济，因为在我们看来，远东是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可以迅速致富，可以享用廉价冰凉的啤酒，还可能会有像詹姆斯庞德那样的艳遇。

　　所以，我争取到了到印尼工作的机会。但是到达雅加达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巴林银行的海外业务并不像传闻说的那么出色——那只是一种表象。在总部，我曾读到过不少资料，夸赞它在远东的业务手法新颖、经验独到、有极佳的顾客基础等等，满纸都是溢美之辞，而真实的情况都是：一团糟。在雅加达，巴林银行甚至连一问办公室都没有。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婆鲁旁达饭店的一间客房的外面工作。巴林银行拥有价值一亿英镑的股票，却无法把它出售给客户，因此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股票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且，那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懂该如何让一切变得秩序井然。他们只知道把那些票证随意堆放到标准渣打银行的地下室里。我看到这些小山似的票证后——这些都是不记名债券，拿到这种债券的人可以马上将它兑换成现金——我立即意识到，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克里斯托弗或许已经拿到了他那高达三百万英镑的年薪，巴林银行也因为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而备受赞美，但是在这些虚华的外表下面，却是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亏空已达一亿英镑的事实。如果审计师要求严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认为巴林银行负债过多，这样巴林银行便可能失去聚积资金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例就会严重失调，就会使巴林银行的借贷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间没有窗户、空气稀薄有如地狱的房子里，我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毕，那是我生平做过的最艰难的一件事。巴林银行的问题是它将一定的股票卖给投资者，又购入同样数额的股票来维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证却与要买的票证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来，当年认购了巴林银行股票的投资者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付款。主要的几条有“类别不对”、“票面设计俗不可耐”、“证明文件有问题”等等。这些理由全都是事实。

　　在那十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开掘出一段短短的进山之路。我终于弄清了哪些银行与巴林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然后找出相应的票证和有关的证明文件。接着，我便四处奔走，向各家银行索取报酬。在去各家银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里提着装满各种票证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抢劫我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票证，并且可以马上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在印尼发行的票证全都是“不记名证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论流通到谁的手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我愿意的话，我真可以带着那些证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达雅加达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尽管人人都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但是和雅加达比起来，我还是痛恨这座城市。在人人都爱去的“赛马”酒吧，我见过一帮自以为是的经纪人、银行家。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馈赠。他们在酒吧里夸夸其谈、旁若无人。他们异常自负——自负得毫无道理。相比之下，雅加达太美妙了：这里没有那种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应为他们卖命的前殖民主义者。这里的酒吧里只有玩弹子游戏、喝啤酒、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银行曾告诫过我，离开饭店时一定要他们的司机蒂罗开着有空调的车来接我。这样，我便不会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谋杀的危险了。但是，我却发现，在雅加达根本不存在这些危险。所以，我经常独自出去晃荡，就像我是在家乡沃特福一样。我常常在酒吧里玩一种叫做“胜者上”的弹子游戏，同那些和我一样技艺高超的当地人在凌晨三点时一决高下，同时也决不肯输给任何一个西方人。

　　在雅加达度过六个月后，巴林银行给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走进我们的地下工作室时，却看到了一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着小山似的票证，显然是太吃惊了。

　　“到底是派我们做什么来了，”她问，“难道是叫我们把它们都烧了吗？”

　　“我已经处理了一半了，”我告诉她说，“你真该看看我刚来时的情景。”

　　她名叫丽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长大，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丽莎却真的让我惊奇不已。

　　到一九九〇年圣诞节，我们已将巴林银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万英镑。审计师们也认为，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不必受这些债务的影响。当时高达一亿英镑的负债记录也可以从电脑中删除了。克里斯托弗赫斯在获得同样成绩后无疑得到了一百万英镑的报酬，但我和丽莎并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们俩已经在热恋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伦敦。从此，我被视作期货与期权结算方面的专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终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一直低着头，我并不害怕别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问题。但是，在巴林银行的伦敦总部里没有人敢提出愚蠢的问题，以免当众出丑。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看似简单、愚蠢的问题恰恰是最难回答、最让人深感知识匮乏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视察巴林银行在欧洲和远东的业务（差旅费自然由巴林银行支付）。我陪着银行负责发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四处寻找巴林银行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到过法兰克福，建议在这座城市里设立办事处，以便打入正在成长的欧洲市场。我们也到过香港和马尼拉。下半年，我们抵达新加坡。

　　那时，巴林银行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开展多少业务，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拥有大约七十名员工，他们做着买卖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场调查、向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销售银行办公设备等工作，但他们不具备做期货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户要求买卖期货或期权，他们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员。这样，巴林银行便失去了一笔笔佣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在SIMEX里的位置，并配备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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