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71)_科林·鲍威尔

一七一

　　南非的联邦大厦坐落在俯瞰普勒托利亚的一座山丘上。1994年5月10日，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要人坐在一起，观看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在这里发生。在挤满山丘的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南非武装部队4名高级军官组成一个仪仗队，护卫他们的下一届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走上舞台。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感到骄傲；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世界事务的一名研究人员，我对这种和解行为感到惊异。

　　一周之前，克林顿总统邀请我加入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就职典礼。该代表团由副总统戈尔与夫人率领，成员包括克林顿夫人、数名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长期以来支持曼德拉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黑人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美国黑人比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更多，这不是什么秘密。同机飞往南非的人包括杰斯·杰克逊牧师、卡罗尔·莫斯利—布朗参议员，国会议员查尔斯·兰热尔、罗恩·德勒姆斯、奎西·姆富米、路易斯·斯托克斯和马克辛·沃特斯，内阁成员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前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以及巴尔的摩市长卡尔·施莫克。其中大多数人我都认识，相处得一直不错。

　　我也知道，我的职业生涯取得的成就有些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他们为此而骄傲。但与我同机的这些人原希望我在不同人的领导下取得成功。在这些人的眼中，我是持点滴受益论①观点的保守共和党人里根和布什的产物。如杰斯·杰克逊所说，应当把我看成是一个忠诚地履行自己任务的军人，哪怕这些任务需要我执行“镇压性的政策”。

　　①点滴受益理论，将给予大企业的经济利益转而给予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一种经济理论。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学的硕士，所以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些经济方面的术语。——译者注

　　不过，在这个长时间的飞行旅途中，我们把官职和政治都抛到一边去了。我们进行了亲切、风趣和轻松的交谈。我们开玩笑地假装睡着，以免陷入杰斯·杰克逊在过道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陷阱。黑人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德洛·塔克对我说：“科林，你应当进入政界，我是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你太好了，不应是一个共和党人。”

　　此时此刻党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摆在首位的是我们是美国人，来非洲观看我们过去曾希望但未敢具体想象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天的活动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队高唱原来的白人国歌“南非的召唤”，然后唱黑人自由国歌“上帝保佑非洲”。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包括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进行祈祷。曼德拉在9分钟的就职演说中，阐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倡导的种族和平与和解的主题。4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飞过，释放出代表南非新国旗的不同颜色的烟雾，这些不同的颜色在飞机的后面混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新生自由国家的各种希望聚合起来一样。种族隔离成了历史的陈迹，南非从一个种族等级森严的国家成为非洲的榜样。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曼德拉由一名抗议者、一个囚犯成为总统。

　　就职仪式之后，在我们等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德勒姆斯、姆富米和我三人一起以街头爵士乐的格调唱起了《在静静的夜晚》这首歌，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跟着我们唱了起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与查尔斯·兰热尔、戴夫·丁金斯和迈克·埃斯皮一起打扑克，结果迈克·埃斯皮输得很惨。他总结的教训是千万不要与纽约三兄弟一块玩牌。我很喜欢这种亲密无间的气氛。“关心非洲”这一组织的负责人佩恩·卢卡斯在我们即将离开南非时对我说：“你知道兄弟姊妹们在说什么吗？‘嘿！鲍威尔挺好的。不要相信关于他与里根和布什是同伙的胡说。他是与你和我一样的黑人。’”以前我们一直很友好，现在他们进一步把我看成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了。

　　几天之后我去历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学校的霍华德大学①，在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演讲。这时我在比勒陀利亚目睹的情景涌上心头。自从与伊斯兰黑人穆斯林国有联系的演讲者在该校校园内公开谴责了犹太人后，霍华德大学就成了种族纠纷飓风的风眼。这些讲话在犹太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霍华德大学因提供种族迫害的讲坛正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南非时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纳尔逊·曼德拉邀请了他被监禁27年中曾监管过他的3名监狱看守参加他的就职庆典。他绝不让种族仇恨的强酸腐蚀他的仁慈博爱信仰。前一周，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签署了一项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协议，然后握手言和，从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解开了他们之间的宿怨。当我思考霍华德大学的混乱时，我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

　　①霍华德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建于1867年。——译者注

　　那个星期六，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居多数的社会中的黑人，讲了一段肺腑之言：“非洲裔美国人已经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很远，同时在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离开正道，陷入仇恨的泥潭。”新闻媒介对我在霍华德大学的讲话做了非常广泛的报道，这不是因为我比在那个春季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讲话的其他人更雄辩，而是因为我谴责来自任何方面的种族仇恨显然是人们所欢迎的。

　　1994年9月15日，星期四，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和参议员萨姆·纳恩一起去海地，执行避免一次潜在的流血入侵的使命。联合国不久前批准使用武力推翻该岛独裁统治，使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正准备入侵。我回答前总统说，如果克林顿总统想要我们干这件事，我愿意去。

　　那天下午，比尔·克林顿真的打电话来了，他说：“吉米·卡特有时很难以捉摸，上次北朝鲜问题我交给他去办，他办得还挺不错。”总统这次主要担心的是，卡特一旦去海地，“下一件事，你要知道，就会要我取消入侵，因为他正在谈判解决办法。”克林顿告诉我，他并没有停止入侵的打算。他可以同意我们去海地，但是去只能谈判美军怎样登陆，而不是是否需要登陆。

　　星期五晚上，我在俄亥俄州演讲后很晚才回到家，抓紧时间打点了一下行装，睡了不大一会儿，星期六一早就与卡特和纳恩一道出发。陪同我们的有国务院海地特别谈判人迈克尔·科扎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内部事务局局长拉里·罗辛、哈罗德·布朗部长的前国防部公共事务顾问、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汤姆·罗斯、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杰里·贝茨少将和拉丁美洲专家罗伯特·帕斯特。9月17日，星期六12点30分我们到达太子港。发动入侵的时间定在9月19日星期一午夜过一分钟，这时只有不到36个小时了。当时我们和海地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被领到海地军事司令部，然后到二楼拐角的一间办公室会见大权在握的军人集团头目拉乌尔·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黄色的皮肤，长着尖长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同事，包括军人集团的另一头目、陆军司令菲利普·比安比准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靠着一支装有香蕉式弹夹的M—16自动步枪。紧张的气氛使我决定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那支M—16太远。我还吃惊地看到，塞德拉斯的墙上挂着1915年至1934年占领时期统治海地的6名美国军官的照片。我提到了这些军官。“我们绝不忘记自己的历史。”塞德拉斯说，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

　　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来。吉米·卡特说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释说，我们希望登陆和平地进行，不要流血。卡特劝说军人集体放弃战争，为此摆出诱人的条件，包括允诺实施大赦，允许塞德拉斯等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对此很反感。“我国宪法不允许流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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