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33)_科林·鲍威尔

一三三

　　关于我们如何能遏制伊拉克的问题，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提出几项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是加快已驶向波斯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的航速。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还建议将驻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装载陆战队装备的海军预置中队的舰船派往波斯湾。然而，这些举措不明显，起不到威慑作用，除非我们公开宣布派出它们的真正目的。在那个阶段，政府没有考虑向伊拉克提出警告，而切尼和我也都不愿意挺身而出，走在白宫的前头。我们所采取的惟一行动是满足了阿联酋的请求，派出两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帮助进行空中监视，此举不会使萨达姆·侯赛因感到心惊胆战。

　　如今，我对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些象征性行动是否能遏制萨达姆。在施瓦茨科普夫汇报之后，切尼和我离开“坦克”时，我说：“迪克，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对发生的情况置之不理。我认为总统应在今天发表一份口气强硬的电报给萨达姆。甚至打电话给他，力争把他吓跑。”切尼同我一样担心，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联系，以便准备一份抗议照会。但是，为时已晚。在我们发出外交警告之前，8万名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跨过边界，浩浩荡荡地开向科威特城。

　　第二天早晨8点，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施瓦茨科普夫已回坦帕。我要他带上地图和作战计划立即乘飞机前来白宫参加会议。这是诺姆第一次见到这批高级决策人，而我希望他能熟悉这批他大概要与之共事的人。那是一次进入情况的会议。会上谈的内容并不连贯，也无中心议题。讨论入侵对油价的影响所花的时间与讨论应如何对付萨达姆的入侵问题的时间一样多。突出的问题是萨达姆的下一步行动。他会占领科威特后就住手，还是下一步要进攻沙特阿拉伯？我们应不应实施制裁？我们准备走多远？在开会之前，记者们问总统他是否有意图要派军队，他回答说：“我没有仔细考虑任何这类行动。”

　　在第一个对策方案已失去作用之后，诺姆在白宫首次阐述了他的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应急计划。但讨论了半天仍不见结论。我对议而不决感到不安。眼看会议快结束时，我试图得到明确的指示，便问道：“总统先生，我们是不是该在沙漠中画一条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底线？”布什稍作考虑，随即回答说，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科威特的命运仍未解决。布什马上要去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会见撒切尔首相，并发表我们不遗余力长期为他准备的演说，阐述他的体现“基本兵力”概念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到国会山的第S407号超级密室向国防部国会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人陈述“基本兵力”方案。在那里我们听到的全是“是”、“不错”、“对”的赞同声。可是，我这时心中老惦记着科威特，情况现时怎么样呢？

　　星期五，总统从阿斯彭回来，他再次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召集到内阁会议室开会。他一面在他的惯常的桌子中央的座位上坐下，一面说：“已经过去大约24个小时了，情况看来还不错。撒切尔首相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假如我们在波斯湾采取联合政治和经济制裁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得到友邦的支持。”他特别高兴的是，旧的模式看来已经打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把这次危机当做又一次东西方对抗。以前苏联可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一度是其朋友的萨达姆。前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对0票一致通过谴责入侵，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而赞同票中就包括苏联。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向我们做了一个严峻的形势报告。他说：“伊拉克军队，离沙特边境不到十分之八英里。如果萨达姆占据他现有的地盘，他将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而在几英里之外，他可攫取再一个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他将占有从科威特港口出海的方便的海上通道。约旦和也门可能倒向他一边，这样他将有条件来勒索其他国家。我们预期阿拉伯国家将开始削减石油出口份额，伊朗将被伊拉克踩在脚下，以色列将受到威胁。”韦伯斯特的结论是，萨达姆将成为波斯湾的显赫人物。

　　“我们必须做出反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容忍萨达姆绝不是办法。”

　　切尼补充说：“你不能把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分开，当伊拉克军队攻击沙特边境时，他们离沙特油田只有40公里，在这里可能发生一次大规模冲突。”

　　代替吉姆·贝克与会的副国务卿拉里·伊倍尔伯格敦促说：“我们应搬用联合国宪章第7章，”它允许采用军事手段和进行经济制裁。

　　“我已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总统说他已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过。总统以一种不相信的口气说：“他们仍告诉我他们能找出一种阿拉伯式的解决方式。但不管我们怎么干，我们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切尼要我谈谈军事选择方案。我重述施瓦茨科普夫的保卫沙特阿拉伯计划，列举了我们能够迅速投入海湾地区的部队。我有相当把握确信，伊拉克尚未决定入侵沙特阿拉伯。我还坚信他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但是，重要的是，”我说，“要把美国的旗帜尽可能快地插在沙特的沙漠之中，假定我们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我们切不可无所作为而使萨达姆更加肆无忌惮。

　　切尼和伊格尔伯格表示同意。斯考克罗夫特在伊拉克入侵后的数小时内就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总统说：“我们要对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知部队做好行动准备，保卫这个国家。

　　我随后问为解决科威特进行战争值不值得。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论问题，目的是使军方知道它可能必须做出哪些准备。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应由我来提。我的做法有点越权。我现在已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期待我的仅仅是提供军事方面的意见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白宫而且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为解决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曾苦干过两年。我参加过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作为一名中层职业军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奴性十足感到惊骇不已，他们从没有催促政治领导人向他们讲清越南战争的明确目标。如今在我们谈论需派多少个师，多少艘航空母舰和多少个战斗机联队之前，我们必须问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与我的短网拍墙球球友、现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谈过话。他们要班达尔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要让他知道我们已做好准备进行帮助。后来，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切尼。他说班达尔要来，我们要再给他讲讲现实的危急状况。班达尔来到切尼办公室后，显露出他惯常的美国化的、轻松活泼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脾性。从一只塑料杯子里喝咖啡，还用一支金笔在杯子里搅和。在平时，我们相互间用近乎粗俗不堪的叫法称呼对方。我对他的可以上书的惯用称呼包括“伟大的班达尔”和“班达尔，你这个阿拉伯阔佬”，而他则叫我“老爷兵”。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开玩笑。当我们坐在切尼的小圆桌四周时，我指出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军队实际上已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门口。班达尔仔细看了这些照片，他的牙齿咬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没有说什么。

　　“我们准备随时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以免遭到萨达姆的攻击。”切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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