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23)_科林·鲍威尔

一二三

　　那天下午，离国家投入战争不到10小时之际，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名叫蒂法尼·斯塔克斯的学生，她要我讲讲我选择军事职业的原因。这次谈话是该姑娘所在中学的“名人访谈”计划的一部分。早些时候，我曾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一名学员托马斯·P·戴利共进午餐，那顿饭是在我赌输了最近一次陆海军橄榄球赛后请吃的。我按日程进行与青年学生的天真无邪的交际，以便使我在这一天看来过得像平常一样，从而加强了对“正义事业”的保密。

　　在与斯塔克斯小姐谈话之后，我悄悄地去白宫参加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吉姆·贝克和国务院已制定了一项计划，在行动开始前，偷偷地把恩达拉从隐藏之处带到美国陆军南方总部基地克莱顿堡，在那里他将宣誓就任总统。我们还没有得到恩达拉对该计划的认同，在黄昏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这样做。恩达拉的参与是入侵前要核实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他共同行事，那么，布什总统就不得不定下决心，是没有他照样行动，还是半途取消这次行动。

　　诺列加有什么消息？总统一直在问。我们能不能捉住他？如果我们交不出诺列加，是不是这次行动将被视为失败？“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攻击发起时他在哪里，但是，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不是军政首脑了。他不能露面了。”我也审慎地反对把某一个人当成是魔鬼，并把我们的成功押在他的命运之上。不过，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使举国上下来支持他的政策。而如果该政策是进行一场战争，那要唤起公众舆论反对空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事，莫如以反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坏蛋为目标更有号召力，而诺列加是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星期二晚7点40分我在家中接到切尼打来的电话说，恩达拉已同意参与行动。“正义事业”计划可以执行了。8点半我回五角大楼时只告诉阿尔玛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我没有细说。前几天的连续紧张使我感到疲倦，于是我在办公室里打了个盹。晚11点半，我随迪克·切尼同去全国军事指挥中心，那里有像迷宫般的众多房间，里面塞满了电子计算机、地图、无线电和电话机，当班军官们在各处来回奔波。汤姆·凯利最近为我、我的主要参谋人员和国防部长在迷宫的中央辟出了一间处理指挥的房间。在房内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两台面对着我们的接收来自巴拿马情况报告的大屏幕电视监视器。在我们后面是另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直通瑟曼、斯蒂纳和他们在巴拿马夸里高地司令部的保密电话。

　　汤姆·凯利屈身在我耳边说：“气候耽搁了我们的行动。但现在飞机都已起飞升空。”飞机是从布拉格堡附近的波普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各地的基地飞往巴拿马的。我们知道，新闻界已发现这一不寻常的空中活动，但报道成是显示力量或增援行动。我们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但是，既然我们的部队都已在途中，要获得战术上的突然性，那就难了。

　　巴拿马国防军在晚9点断定出事了，但不知究竟该怎么应付。午夜过后不久，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开始在阿马多堡四周射击，击伤致死1名美国教师。斯蒂纳将军决定把行动开始时刻提前15分钟。12月20日，0时45分，第一九三步兵旅的部队迅速奔出兵营，直插市区去攻打军区。“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了。零零星星的情况报告不断地传到指挥中心：“三角洲”部队人员降落在莫德罗监狱的房顶上……他们杀死了卫兵……“三角洲”部队在……库尔德·缪斯出了他的牢房……“三角洲”部队人员爬上直升机离开房顶。一切顺利。不好！直升机起火。它被击中！掉下来啦！不，正向马路上降下去……它被打中了……落下来了……人员没出问题……这一救援行动总共只用了6分钟，但好像长得无穷无尽。

　　在军区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不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火熊熊，火势蔓延到邻近的棚户区。空降别动队在里奥阿托空降，此前由F—117A隐形战斗机投下2000磅炸弹使兵营里的巴拿马士兵惊恐万分，从而为伞兵落地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更多的别动队员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开始在市东郊的托里乔斯机场区上空降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美洲桥。在大西洋这一边，第七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进入科隆市时遭顽强抵抗。巴拿马国防军这场战斗打得比预期的漂亮，但我们的伤亡轻微。到此时为止，攻击派蒂拉角机场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遭到了最大的损失：他们在考虑不周的攻击中有4人丧生。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一项更适合用步兵的任务交给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去完成，尽管他们是顽强而英勇善战的。

　　几乎每一项送入指挥中心的报告都更正了前一项报告，应验了一句老话：“别轻信初听之言。”坐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小屋里，我的心情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激动不已。两军交战，尤其是在夜间，肯定是一场有组织的混战。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事后诸葛亮们绝不会充分领会到，在一片混乱之中凭着有限的情报甚至是错误的情报，必须做出生与死的决定的人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切尼那晚上在屋内静静地观察着他指导的第一场战争。他不断地问些尖锐而重要的问题，而且每隔1小时左右就走进旁边的房间用保密热线电话向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报告。指挥渠道是畅通无阻和明确无误的。总统指示切尼；切尼指示我；我指示马克斯·瑟曼；而他再指示卡尔·斯蒂纳。瑟曼和斯蒂纳是在现场的军事指挥官，而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是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早晨7点40分，总统在电视上向美国人民解释我们入侵巴拿马的原因。然后在8点半钟，镜头都转向五角大楼，在那里切尼首先发言，较详细地讲了导致这次入侵的挑衅事件。

　　随后是我讲军事行动情况。

　　那个夜晚正当战斗犹酣之际，我离开指挥中心，进入邻室反复考虑当我面对公众和报界时我要讲些什么。汤姆·凯利参谋部的一个作战军官陆军少校雷·梅尔尼克已为我准备好介绍情况用的地图和图表。我把这些都退了回去，因为它们充满了军事术语，这可能在本宁堡适用，但在向美国人民解释其子女在巴拿马所作所为时是不适用的。梅尔尼克很快画出了较简单的地图，而我立刻用了一个小时牢记下任务、部队和我们的27个攻击目标。

　　第二天早晨，切尼讲话之后，我在电视上对每一个细节直到最后一个排的冲击行动都做了说明。我提醒观众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我们的大多数目标均已达到，但是我们预期巴拿马国防军残部和由诺列加武装的主要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所谓“显贵营”的准军事部队会继续顽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损失4名士兵，但我们该料想到会有更多的伤亡。我的意图是表达一种镇定和有信心的意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美国武装部队的声誉鹊起。以前“沙漠一号”行动，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被炸，组织混乱的入侵格林纳达行动，以及击落伊朗民航客机，这一切曾使得国人对美国军队及其领导人抱怀疑情绪。我还记得6年前我们向威克姆上将所提的第14号计划建议——我们必须在下一次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我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而他们立即要知道诺列加的情况。如果我们抓不到他，入侵巴拿马的意义何在？我回答说：“我们现在已推翻他在这个国家的专政。”有记者问，如果诺列加仍在巴拿马荒郊野林之中到处乱跑，这会不会使在那里的美国部队的日子不大好过？我回答说：“诺列加先生……已经生活在丛林好几年了，他习惯了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敢断言他也躲不过陆军别动队、特种部队和轻步兵部队在全国的搜捕。”还有记者一个劲儿地问，假如我们没有逮住诺列加，我们能真地认为“正义事业”取得了成功吗？“这次行动已经取得成功，”我回答说，“因为我们除掉了那个政府的头头，而且有了一个由巴拿马人民选举出来的新政府。”诚然，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将那个头头拿出来示众，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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