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16)_科林·鲍威尔

一一六

　　在我预先准备的演讲稿中还有两点看法，我删去了又恢复，后来又删去了。那天没有一个记者到场，难道我在当时不能直言不讳地向同事们说吗？这是我可以说的时候。于是我就说了。早在1989年，我曾预测：“如果明天早上我们打开北约组织的大门接纳新成员，那么在一周之内，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些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可能还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还可能有乌克兰的申请书。事实上，上一周苏联格鲁吉亚的反对党成员们，就他们地区的未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有的人主张不结盟，有的人主张参加北约组织。”

　　我的这番言论对于在场的听众来说，好像我似乎在预测我们将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一样令人惊奇。我接着说：“苏联的军事机器仍然像以往一样庞大、有害和可怕。实际情况还没有改变。但我相信它将改变。”这对美国军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人民仍要支持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但是，“在80年代初期，我们曾有过的那种军费增长已是过去的事情了。这点你们能料想到。”至于未来，“我们必须要明智地花钱，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我们必须要在别人向我们提出难题之前首先问问自己：“我们需不需要这个项目？”当答案是否定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作否定的回答。我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承认我们应当缩减部队，又要看到我们必须继续保持“一支全世界最好的顶呱呱的军队”。

　　我无法立即判断听众的反应如何。人们站起来鼓掌欢呼往往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听到他们应该听的东西。后来，杰克说：“科林，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材料，正合《陆军》杂志的需要。”于是这篇演说刊登在该杂志上。它受到退休少将亨利·莫尔的猛烈攻击。莫尔是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传统特写”的一名专栏作家。他寄给我一封彬彬有礼但又不以为然的信，信中说：“您可能有兴趣知道，在数周前我所参加的一个有关‘90年代国家战略’的计划性会议，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您的结论迥然不同。主要与会者（包括一名中央情报局代表的个人见解）的最终估计是，苏联通过它正在进行的‘改组和现代化’到90年代初期将以一个在军事上比目前更强大的国家出现。”

　　要改组一支习惯于40年冷战的军队决非一个司令官发出一次唤醒人们的号召所能完成的。

　　我在全国各地的走访和谈话还达到了一个后来得益匪浅的目的。我能够从近距离仔细地判断一些人的才干，像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的中央总部任司令官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还有陆军部队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三集团军司令约翰·约索克中将，他过去是国家军事学院垒球队的队员，曾同施瓦茨科普夫一道制定应急作战计划。我注意到坚忍刚毅的卡尔·斯蒂纳中将把布拉格堡的第十八空降军训练成井然有序的有高效战斗力的部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堡，炮兵出身、其经历背景颇为奇特的第九步兵师师长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少将在华沙出生和长大。他母亲是一个沙皇将军的女儿，父亲离开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后在波兰军队中供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军队中供职（即在纳粹党卫队工作，这是后来发现的，约翰·沙利卡什维利本人一无所知）。沙利卡什维利16岁时来美国，他作为一名应征者加入陆军。我记得以前我曾说过，这个军官的发展潜力很大。由于我们已摆脱了冷战，我对从事热战的同僚们的评价决非凭想象，而是认真仔细的。

　　在和平时期，一个军、一个师或一个营只要领导有方，它的指挥官的工作，说实话，比起像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从早忙到晚的单位来说，要轻松愉快得多。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我有一帮得力的助手和部属。我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司令部工作原则。我再一次过着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点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军老司机奥蒂斯·皮尔逊（我把他调到了亚特兰大）玩短网拍墙球。在10号有一幢雅致的维多利亚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们住在那里，阿尔玛和我有时间享受刚当祖父母的天伦之乐。在我们迁往亚特兰大前不久，简和迈克一家添丁，生下了杰弗里·迈克尔·鲍威尔。

　　我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曾享受过该职务的很多特权，但在我的新岗位上，国会没有授权我拥有从家到办公地点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儿尽管指挥着上百万人，却要驾着一辆破旧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莱斯勒牌旅行车去上班。这辆车在造价达4000万美元的崭新的陆军部队司令部大楼前总要留下一摊油污。但是，一旦我到了办公室，奥蒂斯就会开着一辆闪闪发光的政府发的“信使”牌轿车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执行公务的地点。

　　克莱斯勒旅行车是我日常用的重负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驮着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们上学。但是，那时候我旧情未断，深深地眷恋着我的老“富豪”轿车。那是一辆1967年产的122型车，有一台不大听使唤的发动机。每当发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时，我就躲进官邸的书房里翻阅手册。我会坐在那里，摊开油料和电气系统的图表，通过穷尽法进行调查，找出问题之所在。当我排除了各种其他原因而找到惟一的症结时，我会跑回车库说，没问题了，你这个小混蛋我已制服了你。照着书本来分析和排除车辆故障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对我来说，这好似打高尔夫球一杆子打进一个洞，或者对其他朋友来说恰似玩保龄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我理想的休闲时光是：拆卸发动机的每一条电线，每一个管子和软管、每一根电缆和每一颗螺丝钉；使主动轴和传动系统脱开，用链条绕住发动机，再把链条挂在椽子上，然后摇绞车把发动机吊出引擎盖，我站在那儿，双手沾满油污而得意洋洋。我最高兴一个人干活儿。我不喜欢有人过来乱出主意。在亚特兰大，我就是这样来度过我大部分的闲暇时光的。我不认为，我的特殊爱好给人的感觉比打高尔夫球、网球、棒球等运动逊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新任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要见我。他是在约翰·托尔提名未通过后上任的。过去，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同国会议员切尼的工作关系密切。他当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负责替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共和党选票。切尼没有来过陆军部队司令部。他打算在访问中央总部和特种部队司令部之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到部队司令部稍作停留，听取汇报。我去亚特兰大的查利·布朗机场迎接他。在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就我所统率的全国战略地面后备部队情况作了简要汇报。然后，我们同去10号官邸进午餐。

　　他还是那个我首次在第五军见过的，后来在国会山共事的切尼：看问题敏锐，办事精明，不尚闲谈，从不轻易露声色，并且为人刚毅。这个人没有穿过一天军服，在越南战争期间先是因上大学而延期服役，后又因双亲之故再次延期服役，现在竟然一下子掌管起五角大楼来了。他的国会朋友们明明白白地告诫他，如果他不能迅速在国防部砍出三斧头，那么陆海空军的将领们就会把他生吞活剥了。在他任职的第一周内，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严厉批评空军参谋长韦尔奇上将，因为韦尔奇与国会谈论了MX导弹的部署方案。这次公开的严厉谴责以一句不祥之言——“这么做对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每个人是有权利犯错误的”——而告结束。我知道韦尔奇是做错了。但他与国会谈论是经切尼当时的副手威尔·塔夫脱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同意的。对这种事我经历多了，当然明白此举的个中底细。切尼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是要说，我不怕三军将领。在现任岗位上，是我领导他们。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韦尔奇也表现出他的气质。一大批退休的有影响的空军军官要伺机对切尼进行报复，韦尔奇则劝他们不要这么做。这位久经沙场的战斗机飞行员对他们说：“同行弟兄们看重鄙人了……让我们接着干我们的正经事情吧！”

　　我有相当把握地确信，切尼不仅仅是为了听取有关陆军部队司令部训练情况汇报而在亚特兰大停留的。但在我们交谈中，这位守口如瓶的人对他为何来临的原因没有露一点口风。我给他的信息是我对亚特兰大的岗位是心满意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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