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14)_科林·鲍威尔

一一四

　　会晤结束时在加弗纳斯岛上照相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3个人站在一个小码头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纽约高楼林立的海岸线。这3个人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历次会见中，戈尔巴乔夫送过我几件礼物，其中我最珍视的是一把配着雕刻精美的金属枪柄的手枪。这把手枪无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给总务署去估价，等他们估完价我就能第一个把它买回来，我不买的话就把它送去拍卖。总务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卖行的价格来为这把枪定的价。我要是拿到当铺去估价就好了。但是我想要这把枪，只得咬咬牙签了一张支票，只希望阿尔玛看不出其中的奥秘。不料，在计算我们的支票账的时候她看到了这张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鲍威尔，1200美元买了一把破枪！”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提出决策建议，然后上报。考虑的问题范围很广，从在纽约哪个地方举行首脑会晤最合适，直到帮助首脑会晤拟订核裁军条约。到现在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作决策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况，然后凭你的本能作出判断。我们全都有某种直觉，而且年纪越老越相信这种直觉。当我面对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例如要为某个职务物色人选或者选择行动方针的时候，我总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点一滴情况。我找人来，打电话问人，查阅能找到的一切书面材料。我靠我所了解的知识来滋养我的本能，然后用我的本能来测试所有这些资料。“嘿，本能，这听起来对吗？味道对吗？感觉对吗？合适不合适？”

　　但是，时间容不得我们随心所欲无限期地收集情况。到一定时候，在我们尚未把每一个可能找到的事实掌握到手之前，我们就必须做出决策。关键并不是决策要快，而是要及时。我有一个判断时机的方程式，即P＝40至70，这里的P代表成功率，数字表示已获知的情况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保证我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四十，我便不做决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况足以保证我做出决策的正确性达百分之一百时才做决策，因为到那个时候几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获得的情况能保证我决策的正确系数达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七十这个范围时，我便凭我的直觉做出决断。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总统就职日上午，我坐在迈尔堡27A我家里的小办公室里，因为我没接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我是行将离去的老班底的一员，所以没有理由一定要邀请我。电话铃响了，是在霍华德·贝克之后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来的。

　　“我现在过来接你，”肯说，“今天是总统的最后一天，我想我们应当在他办公室里同他在一起。”

　　我与肯共事很愉快，以后会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宫工作人员的14个月里，是我在里根任期内看到的白宫人员工作最顺当、相处最协调的时期。我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摊，主管与公众交流的托姆·格里斯科姆负责照管演说、报界和其他信息活动，肯则指导整个活动。我们3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少发生冲突，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个时期，我的手下老逼着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申请一个印记用在我们的信笺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独立于白宫的单独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带着他的手下人员到我办公室来送上一只海豹。那是只小小的绒制海豹，脖子上套着一个项圈，上面写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①。从此，我们便不再设法满足我们的自我表现欲了。与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宫工作班子不一样，我们这个组合证明了一个事实：只要能超脱于自我表现的游戏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没有摩擦，甚至还能合作愉快。这种气氛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归功于肯·杜伯斯坦。

　　①SEAL一词在英语里含有“印记”和“海豹”的意思，在这里语带双关。——译者注

　　在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天，肯驱车来接了我。我俩在上午10点差几分的时候到了白宫。我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职日的前一天，白宫勤务人员已经把西翼打扫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腾空了每一张办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办公室里每一样东西都重新油漆过或者擦洗过了，沙发靠垫也给重新塞得鼓鼓的，进到房间感到自己像是闯进来的外人，哪儿都不敢坐。眼下这个房间是悬在我和我的后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空间。

　　我去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一身黑色套装，条纹领带，像往常一样无懈可击。陪着他的有杜伯斯坦、马林·菲茨沃特、凯西·奥斯本和总统个人助理吉姆·库恩。办公室里出奇地空荡，所有带有罗纳德·里根个人色彩的东西都已搬走。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总统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政治顾问林恩·诺夫齐格的妻子邦尼的，他们的女儿休·皮兰德已病重垂危，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放下电话后，他开始提到黄厅，那是白宫居住区内他最喜欢的房间。有人建议他在办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缩写字母。他笑了起来，说他已经拿走“踢脚板”当纪念品了。

　　“我还在办公桌抽屉里留了一张条子给乔治。”他说。

　　总统转身对我说道：“哦，科林，这个东西怎么办？”他从衣袋里拿出他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的核认证密码卡。

　　“带着它吧，先生，”库恩说，“你现在仍旧是总统。宣誓仪式过后我们把它交出去。”

　　库恩接着说道：“总统先生，时候到了。”他把摄影记者们放进房间最后拍照留影。他们拍了几张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们站在他身边的集体照。然后，摄影记者们站到一张沙发后面，把镜头对着通往玫瑰园的房门。“来吧，总统先生。”吉姆说。里根站起身朝房门走去，仍是人们所熟悉的轻快的步伐。当他走到门口时，回头作了最后一次回顾。这就是几架相机抓拍下来并发往世界各地的那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形象。

　　在总统动身去国会的时候，我驱车回家从电视上看就职仪式。仪式刚结束，我想起需要打个电话给办公室的一个人，便拿起我专用的白宫专线电话，可是电话已经被掐断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结束了。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仍使我牵肠挂肚，一个是巴拿马的诺列加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是孔特拉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势如危卵。但是，我也参与了本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性转折，那就是发生在苏联的地震似的变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还曾帮助里根制定政策，让可能造成世界毁灭的核武器竞赛倒转过来。这是我与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许并不亲自指挥每一项政策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有别人为他做。报纸主编兼作家迈克尔·科达曾提出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定义。他写道：“伟大的领导人几乎必定是精于简化的人，他们绕过争论、辩论和怀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决办法……”用这句话来形容罗纳德·里根是很恰当的。

　　里根两次当选总统靠的是他知道美国人民要的是什么，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把他们要的给了他们。他给予我们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对这一点，描写得最生动的不是别人，而是通常并非支持里根阵营的《纽约时报》。该报在总统在任最后一天的社论中写道：“……他一直维持到终了，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宽慰。”这篇社论提到了解开总统的秘密的钥匙，这就是，他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保持了强硬——“加强国防以及减税”。文章还抓住了里根其人的实质。《纽约时报》指出：“里根总统令人想起类似哈罗德·希尔教授这样的人物。”希尔教授是梅雷迪思·威尔逊1957年引起轰动的大作《音乐人》话剧里的人物，是一位卖梦商人，他来到一个小城，许诺说：“江城一定会有自己的少年乐队，这如同上帝造出小小的青苹果一样肯定……”《纽约时报》说，哈罗德·希尔令江城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意志、团结和潜力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罗纳德·里根对美国也起了同样的点化作用。”这篇社论的标题叫《音乐人退场》。这出戏剧正巧是我所喜爱的，我认为这番赞扬恰如其分。

　　现在我即将离去，不再为这位卓越的人效力了。离开时，我对我自己所完成的工作问心无愧，但是我渴望着回到我最初钟情的地方去——军服、部队、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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