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91)_科林·鲍威尔

九一

　　当里根总统到格林纳达去接受那个岛国的人民对美国1983年10月出兵赶走共产党人的感谢时，温伯格把我也带到“空军一号”飞机上，权作对我的一次追加的欢送仪式。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统出国。当我坐在后舱内看着我的专用电视，服务员频频送来饮料和小吃的时候，我在想，这样旅行可真开心。后来，温伯格又带我到前舱专用间去同总统合影。罗纳德·里根是那样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以至我分不清他是真的记得我抑或我所经历的是标准的里根式拉拢。总统穿着他那惯常的雪白的衬衫，领带打得极其仔细。但他的外衣挂在衣钩上，下身穿的是运动裤，免得把西装裤弄皱。

　　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像总统在格林纳达所受到的那种群情激昂的场面。这个岛国的总人口为8．4万人，看来他们全都聚集在体育场上了。欢迎仪式主持人在介绍里根时称他为解放者、救世主耶稣，这引起了会场人群的热烈欢呼。里根总统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不过，我注意到了以前在他身上也看到过的东西——某种专业表演似的东西。就好像导演喊出了“群众欢呼”，而他也就当作脚本的一部分接受了。

　　两年零10个月过去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时间。我是带着对我为之服务的那个人极其眷恋的感情离开五角大楼的。卡普·温伯格这个人尽管有些怪癖，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一位杰出的鼓动者，一个像他的总统一样，确定了一些简单的目标就决不放弃的人。他表现出了他的力量、他的镇定和极端的自信。然而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在地中海上空的一架空荡荡的波音707飞机上的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那是发生在1984年10月，在一次对几国首都进行马拉松访问的最后一程中的事。我们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突尼斯、以色列和约旦。在西奈，我们遇上了经常笼罩那个地区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雾霭。

　　全团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温伯格。当时在飞机前部的一个机舱内，阿米蒂奇和我坐在一侧，温伯格坐在另一侧。舱内很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以为他睡着了，但就在这时，那个厚重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们总是把部长当成不可动摇的人物。然而他却说出了——看起来像是自言自语——下面这样一番话。“这种日子太孤寂了。树立真正的敌人易，结交真正的朋友难。它真是令人身心憔悴。我竭尽全力忠实地为总统服务，但要得到总统和他夫人的感谢却并不那么容易。”他停顿了一下，似乎突然意识到对我俩过于明显地表露心迹了。他接着说：“我可以对你俩说说。我信任你们。”发现这个看起来永远不会泄气的人也有我们其他人所有的焦虑，这使我更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他的钦佩。但是我们总算有一次机会看到他的这一面。

　　温伯格更为惯常的表现是他那份执著，这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他主持五角大楼工作的那几年中，世界发生了变化，但温伯格却没变。他要求不停地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已开始像堵塞了的哨子，吹不太响了，他终于不再能引起国会的注意了。就是在那个“邪恶的帝国”开始在我们眼前解体的当儿，他也不想放过它。无论怎么说，他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经过在越南遭到惨败、“沙漠一号”行动沦为笑柄之后，美国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敬重的、可以信赖的军事大国，这都得感谢温伯格和里根。我并不否认卡特—布朗政府在开始研制迫切需要的现代化武器方面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里根和温伯格所做出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努力，大多数这类武器仍将处于研制阶段。或许，里根和温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美国人民同他们的保卫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疏远状态。这段时间内，裂缝愈合了：美国再度伸出双臂，拥抱它的武装部队。

　　3月16日，我离开了五角大楼，开始做走上新岗位的准备。我走过温伯格办公室外面的岗哨（我始终未能将他们撤掉）时，向警卫行了军礼。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标志：滨河大门口停车场的停车牌。对于为我的祖国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今天，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大了。这也许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实觉得，在里根—温伯格时代，每一个军人也都变得比以前高大了。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对于担任第五军军长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丝忧虑。从我在坎贝尔堡指挥一〇一空降师第二旅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战军中担任过的职务是杰克·赫达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师长，在那个职位上没有成为乔治·巴顿那样的人物。而且，直至现在我仍然对越过师长这一级直接升任军长感到不安。我决心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带兵将领，而不是五角大楼繁殖的政治将军。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换的那位军官

　　——罗伯特·L·“萨姆”·韦策尔中将并不急于缩短他自己的任期，因为他卸任后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国报到以前的这几个月赶快复习一些军事课程。阿尔玛和我还用3个星期的时间突击学习德语，每天学8个小时，每周学习5天。我比她有一丁点儿优势，那就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学德语时得过一个“C”和一个“D”，而且在上次驻德期间学过一些词汇，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类的日常用语。德语中的不规则动词使阿尔玛很伤脑筋，所以我实际上得用枪口顶在她脑门上才能逼她学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由于这段时间德国的恐怖主义猖獗，我们两个都得上一个称作“防身驾驶术”的课程，上课的地点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赛车道上。他们让我们围着车道高速行驶，在85英里的时速下急转弯，练习如何躲避恐怖分子，还教我们如何以极高的速度转圈，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就像一个逃避追捕的黑手党司机。最后一课是猛撞一辆挡路的汽车。你要撞得恰到好处，既要把它撞到路边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车撞坏或者把自己撞死。这门课阿尔玛未能毕业，不过她也不怎么在乎。

　　我一个人先去西德，不久，阿尔玛、琳达、安妮玛丽以及我们的猫麦克斯也去了。她们在莱茵—美茵机场受到迈克尔·鲍威尔少尉的迎接。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迈克像我当年一样受过跳伞和空中突击训练，可是他后来当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现在在驻安贝格的第七军第二装甲机动团服役，任侦察排长。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挥权的日子。第五军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阅兵场上，检阅台上站着美国和德国的军政官员。韦策尔和他的妻子艾琳都来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韦策尔和我检阅部队，我接过第五军的军旗，至此指挥权就算正式交接完毕。君王永垂不朽！君王万寿无疆！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上次驻在西德至今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形势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于1958年12月首次到盖尔恩豪森时是个21岁的少尉，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在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地区，面对美军5个师和我们盟国的军队，驻扎着20个师的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在此前两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我离开德国的一年之后，他们筑起了柏林墙，后来又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争取自由运动。那时东西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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