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67)_科林·鲍威尔

六七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不是今天谈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要你来的。”

　　我刚要起身离开，布热津斯基又补充说：“趁你在这儿，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组成的这个强干的班子。”剩下的下午这段时间我沿着三楼走廊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听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惊人的武器控制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提交给苏联时个个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贝尔堡，威克姆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况。

　　“科林，你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他说，“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还要再来找你的。你的陆军生涯将会是不寻常的。有些军官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我很快便把华盛顿的事置于脑后，继续领导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拳击比赛，体验着部队指挥官的乐趣。我接下这个旅的时候，一个营是一流水平，两个营正在争一流。我的目标是，在我离任时要让3个营都达到一流水平。

　　“你记着找医生看看那个，长官。”‘宝宝”塔克说。我的副手对我的事总是大惊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谁像父母亲那样管我。塔克所关注的“那个”，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侧长出来的一个瘤。它不疼不痒，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长越大。我来到营区医院，一位医师说：“我们还说不清这是什么，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释说他要做活组检，然后将其切除。如果活检结果呈阳性：他说：“我们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时就不能再说话了。”

　　我当时40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处在最佳时期。我担心极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送进手术室。阿尔玛一直守护着，塔克也在场。记得他盯着医生好像在说：“你要治坏了我们上校的病，我就折断你的胳膊。”

　　肿瘤不是恶性。活检之后，医生缝合了刀口。当刀口里里外外都愈合之后，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坑一样的疤痕，看上去像枪伤。既然我是一个参过战的老兵，人们就认为那是战伤。假如人家问起来，我就把这并无英雄壮举的实情告诉他们。那时候我吸烟，但是这件事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已不吸烟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布热津斯基博士信守诺言，又请我到华盛顿去。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克姆的预言应验了。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

　　虽然我在里根——布什时代担任公职期间抛头露面最多，但实际上我是在卡特执政期间在国防部长办公厅工作的那两年半时间内初谙国家安全事务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见布热津斯基。他告诉我，原本想让我负责国防计划工作，但这一空缺已经由维克托·厄特高夫填补了。维克托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当初连该单位的一把手我都不愿干，现在反而要我当二把手，我觉得这个建议很难接受。不过，拒绝白宫的提议，对于一名一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回，我告诉布热津斯基，我需要考虑考虑。

　　我在华盛顿期间还接到另一个电话，是五角大楼打来的，要我去见一个名叫约翰·凯斯特的人。此人的头衔长得要命，叫做“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特别助理”。我在国防部内还是有些熟人的，我通过他们打探了一番凯斯特先生的情况。我了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冲劲的年轻律师。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关系密切。我还了解到，凯斯特因其偏执孤傲的作风在五角大楼上上下下结怨颇多。

　　凯斯特宽敞的办公室在大楼的E翼，即艾森豪威尔走廊内，紧挨着部长办公室。他确实很年轻，仅有38岁，比我小两岁，这在未来的上司和下属之间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年龄差别。凯斯特还很傲慢。他明确宣称他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查尔斯·邓肯就是为布朗部长掌管这一摊的。凯斯特不隐讳他作为一个决心取得对这个庞大机构的控制权、严密监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事实上的参谋长的地位。凯斯特成立了一个4人军官小组协助他工作。他想让我作为他的副手来管理这个班子。

　　在这第一次会面时，开始一直是凯斯特一个人在讲话。最后终于轮到我了，便问道：“你怎么会想到找我呢？”

　　“我对你做过调查，”凯斯特回答说，“我在调查中听人说了你不少好话。”他得到了一份提名名单，其中对包括我在内的6名陆军军官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原来曾考虑让我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事助理工作，但后来却把这个职位给了空军上校卡尔·史密斯。此人后来在一些关键时刻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凯斯特就用这个名册来物色他自己的军事助理。他对我曾任白宫研究员、参加过越南战争并担任过战地指挥官的经历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也调查过你，而且我听到的并不全是好话。”我笑着说。看来他对我的坦率很感兴趣。这是个好兆头，他要找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之后，我便返回坎贝尔堡。

　　现在有两个可供选择的高级职位摆在我面前，但是我都不想干。偏离正轨的杂事我已经干得够多了，这次希望华盛顿能把我忘掉。我的希望仍然是从旅长升至一〇一空降师的参谋长。回来后，曾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过的威克姆将军很想听听来自E翼的最新小道消息。我讲完后，他明确表示我不会成为他的参谋长。在他手下的几位旅长中，我的资历较浅，又没当过飞行员——这是担任参谋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威克姆说，“我了解这个制度，陆军也决不会放弃把他们的人安插在那种重要岗位上的机会。”然而，在我应选择哪个岗位的问题上，他不想对我施加影响。

　　为了就我的去向问题征求意见，我给另外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打了电话。他就是卡尔·沃诺，也是德普伊的门生，不久前被提升为准将，现在在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将军麾下工作。“卡尔，”我说，“我倾向于接受国防部的那份工作。我不想再度离开陆军，但是参谋长认为我到哪里最合适，我就到哪里去。”卡尔征求了罗杰斯的意见后，答复我说：“我们希望你到凯斯特那里去工作。”凯斯特与罗杰斯在一些涉及地盘的问题上有过交锋，罗杰斯也许觉得让一个陆军的人到凯斯特手下工作会有某种好处。向布热津斯基表示了歉意之后，我便到凯斯特那里工作去了。

　　我的家人也从坎贝尔堡迁回华盛顿地区。我们签了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郊区的伯克中心建造一座房子的合同。此举把我们卖掉在戴尔镇的房子那笔买卖中赚的钱花得一干二净。我们的新家离首都比较近。在华盛顿房地产业中，“靠得近”是一个有魔力的字眼。那时，距城里每近1英里，房子的价钱就要贵上1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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