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64)_科林·鲍威尔

六四

　　我惊奇地注意到两边家庭对孩子们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阿尔玛家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相差甚远。迈克和琳达小时候我正在越南，他们和外祖父约翰逊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论我们是南来北往还是东奔西走，我们总是设法顺路去看望一下我父母亲。约翰逊一家是情感较为内向的。他们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规矩。他们酷爱读书。他们读书给孩子听，而读书具有感染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的孩子们吸取了纪律观念和勤奋好学。从祖父鲍威尔家这一边，孩子们吸取了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接触了玩世不恭的人物，那些开怀大笑、无拘无束的人，那些玩起来和干活一样不要命的人。“咱们聚会吧！咱们唱歌吧！咱们跳舞吧！”我高兴地看到这两种情调在我的孩子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从父亲把一辆1946年型的“庞蒂亚克”车停放在凯利大街952号的家门口那天起，我就爱上了汽车。我喜欢开车，但是引擎盖下面的东西全然是个谜。住在戴尔镇时，我的邻居听我抱怨汽车出了故障就说：“检查一下电压调节器。”我要是知道何为电压调节器，肯定不能让它出故障。我买了一本雪佛兰手册，一点一点地解开引擎盖下面那些玩意儿的谜。很快，我就能自己更换机油了！

　　戴尔镇的另一个邻居住在我们街对面。他以大修“大众”牌汽车为业余爱好。我的第一辆车也是“大众”牌的，因此即使在家庭人口增多，迫使我开轿车和旅行轿车以后，仍然对“大众”牌汽车怀有好感。这位邻居修车时我常去看，给他递件工具什么的，从而学会了更多的东西。到了坎贝尔堡以后，我已会调整分电器的时间，焊散热器水箱，排除电路系统的故障等。虽然我喜欢体育，但从未为体育而着迷，这肯定是因为我体育才能平平。不过，汽车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部队任指挥官还是在机关坐办公室，经常要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的人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随着级别的晋升和责任的增加，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汽车和人不同，它没有脾气性格。摆弄汽车时，所对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确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体的神。如果发动机什么部位出现故障，我按照逻辑去一步步检查，我就一定能发现故障并能修好它，这是我生活中惟一确有把握的事。我感到这些机械问题令人着迷并且使人精神松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业余爱好。

　　阿尔玛在坎贝尔堡也找到了她的业余爱好。在这里她丈夫第一次当司令官。她和其他军人妻子的关系第一次有点类似于我和下属军官的关系。她在年轻妇女眼里是个母亲般的人物。那个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的年代，一些妇女瞧不起义务参加护理工作、举行义卖活动和搞募捐活动。阿尔玛却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她认为，其他妇女的那种态度忽视了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妻子的丈夫们一声令下便要出发，他们何时回来，能否回来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相互了解，”阿尔玛常这样说，“我们将来怎么能相互帮助度过那艰难孤独的时光呢？”传统的志愿者活动，除去它们的现实价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权主义者所捍卫的姐妹间的支持。

　　从我在韩国告别老式陆军到现在刚两年时间，我们在坎贝尔堡几乎要建成但还没有完全建成新式陆军。新的一套术语变得时髦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式的食堂让位于“餐饮设施”，过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称“餐饮设施经理”。营区洗衣店变成“服装维护设施”。一派新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新型的全志愿兵制部队有一套现代管理测量评估标准，如重复应征率，无故缺勤率，酒后驾车率，年度体能达标率，医疗预约到位率和军需服务社欠账率。每个月份，每个旅、营、连都得到一张报表，其中指出你部与其它单位相比表现如何。在陆军这样大的一个组织里做出比较判断，的确需要这些统计手段。但数字本身不能反映诸如士气、领导水平和部队的战备观念这样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枪对着神枪手埃默森的头，他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统计数字的指数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陆军的管理方式。把国王要求做的事给他做好，别让他再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无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点30分以前派出一名军士，去把那个6时起床号响后集合没到的兵抓来。晚上12时前归队就不算无故缺勤，在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来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评估部队所用的统计数字的指数抓上去，然后再着手抓我认为重要的工作。

　　有些军官的能力显然很强，但他们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前进的航船经常触礁搁浅。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上面要做的事过于固执己见。他们抵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结果他们自己也未能生存下来，去完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却违反了自己的规矩。新式陆军理智地决定要限制过量饮酒。酗酒误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坏的屡见不鲜，酒后驾车事故造成的伤亡无计其数。威克姆的决心很大。如果发现哪个士兵酒后开车，他和他的军士长、连长、营长、旅长都必须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检讨。后来，威克姆又增加了处罚办法，凡是军官被抓住酒后开车的就要按军规15条处治，即要受到非法庭处分，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宪兵在军官俱乐部门外设了岗，随时准备抓住有饮酒过量嫌疑的军官。

　　我把所有下属军官召集在一起，想要采取类似罢工运动的方式挽救他们。我宣布说：“禁止再到军官俱乐部去。禁止出席‘欢乐时光’，并禁止参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对于我们第二旅的军官来说，军官俱乐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这番话时，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俱乐部的收入直线下降。负责坎贝尔堡俱乐部的副师长C·巴格纳尔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两全齐美。长官。你不能一面在‘欢乐时光’向我的军官们推销酒精饮料，一面又派宪兵在门外抓喝酒的人。”

　　几周后，“野火鸡”克罗泽来找我。他说：“鲍威尔，你不能禁止你们旅的人到俱乐部去。”

　　我说：“我已经禁止了。”接着我又再一次批评这是虚伪。军队万万不能用自己的一只手谴责酗酒，同时又用另一只手鼓励酗酒。

　　“胡说，”克罗泽解释说，“你让步吧！”

　　这时我明白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也不想让这一次成为最后一战。人不可能天天都干得出杀死恶龙的大事。有时恶龙会胜利。我宣布本旅军官可以重新光顾军官俱乐部。但同时我也让所有军官明白多喝一杯的严重后果。宪兵们也撤了俱乐部门口的岗。不久，“欢乐时光”在陆军也成了历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职责包括组织全旅的体育比赛。在坎贝尔堡，体育比赛是相当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对我说：“长官，我们旅可以夺得师拳击冠军。”他说，我们旅有一名中士人称“榔头”汉克，他在辅导拳击方面很有经验，接近职业水平。我告诉哈勒姆继续抓紧，要保护这种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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