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62)_科林·鲍威尔

六二

　　“谢谢，长官。”假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陆军里的“老虎”霍尼卡特这样的人，也许会感到不安，然而陆军部队里这种类型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既是辣人的辣椒，又是调味儿的佐料。威克姆将军的参谋长“野火鸡”克罗泽上校也是个值得回忆的人物。他的雅号是取自他所喜欢的一种酒的名称和他那灼人的热情。五角大楼派他到坎贝尔来被认为是让他退休前平缓的过渡。可是，他却被任命担任参谋长这一要职，因而他的盛名更加发扬光大了。

　　在坎贝尔，威克姆远见卓识，霍尼卡特和克罗泽善于用鞭子让下属服从。幸运的是，我们有两名军官扮演牧师的角色，他们是负责保障的副师长查克·巴格纳尔准将和负责营区管理的资深军官阿瑟·罗姆巴迪上校。当强制执行命令者发号施令大发雷霆时，巴格纳尔和罗姆巴迪则和风细雨地晓之以理。只有卓识远见、没有实际行动不行。强制命令虽然会使卓识远见得以实现，但却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好的牧师会修补裂痕使之形成合力。幸运的是，在坎贝尔堡，扮演这三种角色的人一个不缺。

　　第一〇一空降师担负着一项独特的任务——实施直升机机降突击。威克姆将军是这一战术的倡导者。我们师是世界上惟一一支轻步兵营和直升机营协同作战的部队。直升机营可以将步兵营投送到战场各处。我们是空中机载部队，但不是伞兵，当然也绝对不是重装甲兵部队。因此，我们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恶评。伞兵把不能跳伞的机降兵称作“带腿儿”的部队，这肯定不是恭维话。重装甲兵则说，在战场上搭载像直升机这样弱不经风的玩意儿，用不了5分钟就得完蛋。威克姆相信，我们的使命将证明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回师德国”是1976年秋即将举行的演习代号。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演习，美国想向北约盟友们展示，我们能够迅速增援欧洲大陆。这一年，一〇一师将要参加“回师德国”演习，我也希望以上校旅长的身份再到18年前当小少尉时的地方故地重游。

　　一〇一师的3个旅有两个旅要去参加“回师德国”演习，一个旅留守执行国内勤务。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们第二旅被指定留在国内。我苦思冥想了半天，然后决定，我们不打算在那两个旅回来时尽听他们讲战斗故事，我们也要给他们来点小小的意外。

　　空中突击学校对于我们直升机部队来说，就像跳伞学校和伞兵的关系一样。我决定首先从我做起，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通过空中突击学校课程。当时，我们旅级指挥官当中还没有一个通过体能测验被空中突击学校录取的。我到负责测验的军士那里报了名，然后完成了俯卧撑、下蹲、引体向上和通过障碍。结果只有最后一项因差0．1秒未达标。一周之后，再次测验时顺利地通过了。在100多名士兵中，我是惟一的高级军官，从直升机中腾跃而出，并且要完成12英里强行军，对于39岁的我来说，感觉就像一位老人跃跃欲试地想参加大学足球赛。

　　我获得了空中突击队员证章之后，就把营长、连长和机关参谋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未达到空中突击队员的标准。”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证章，接着说：“10月30日那天，我们集体合影拍照时，谁如果没有这枚证章，他就不再是我们旅的人了。”

　　我找到旅里的3名牧师，告诉他们也应报名参加空中突击队员课程训练。为了让他们更心安理得地训练，我命令除周末时间外，锁闭教堂。我提议说，牧师应和部队在一起，部队不能总去教堂。浸礼会教派牧师表示异议。他对我说，他从军不是要扮演突击队员。我说如果他想安抚我的士兵，他就必须和其余军官一道完成空中突击队员训练课程。他勉强同意了，但第一周训练腿就骨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拆除石膏。“问这干吗？”他问。“你好完成课目呀。”我回答说。后来他想法调到别的旅去了。

　　6周以后，我们师的其它单位圆满完成演习任务从德国返回。威克姆将军表示对我们在他外出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特别是全旅军官百分之百取得空中突击队员资格。因为他不愿让我们旅感觉像是灰姑娘，便让克罗泽督促我为下属的突出成绩申报奖励。我上报了几个人。我毕竟是属于神枪手埃默森派的，不大主张给军官奖励。通货膨胀引起货币贬值，奖励泛滥会引起奖章贬值。我自己得到的奖励就是我所学到的经验。如果你真的关心部下，那么你就应培养他们，使之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的家人来到坎贝尔度1976年的感恩节。母亲倒是乐于关心他的孙子们，也乐于在厨房帮助阿尔玛，但是父亲来到坎贝尔堡是要见识一下这里，也想让这里的人见识一下他。我让他穿上黑大衣，戴上他那从不离身的浅顶软呢男帽，让司机开上吉普车，拉着我们在整个营区兜了一圈。因为父亲一生未听到过枪声，我便带他到M—16步枪射击场，好让他看看他儿子是以什么谋生的。我们还在军官俱乐部喝酒，和威克姆将军一道观看师的拳击比赛。父亲坐在第一排，好像从来就有坐第一排的福分似的，他和威克姆聊天的样子好像和将军们生来相熟一般。

　　我想让父母亲再体会一下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旅仍然沿用着旧式的连队食堂。我们鲍威尔一家就到连队食堂去吃感恩节晚餐。我们在指挥官餐桌入座后，炊事员就端上了配有各种佐料的火鸡。进餐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离开餐桌。我转身看到他正在厨房里和炊事员交谈，然后握手，夸奖他们做了美味丰盛的饭菜。而后，他像布雷德利在诺曼底登陆前看望部队一样，在食堂里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与人寒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父亲全然镇定自若，他从不因级别、地位和礼仪规格而感到胆怯。父亲无论在哪儿都随遇而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厨房凑近阿尔玛悄声说：“鲍威尔会当将军的。”阿尔玛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不是一直在和威克姆将军谈话嘛！

　　第二天，我开车送家人去纳什维尔机场。走进候机大楼时，父亲这一次没再为我替他提行李而大惊小怪。他的步伐节奏慢了，表情稍带倦意，他老了，这使我感到不安。

　　可敬的威克姆将军有几件热衷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恒温器。在那能源危机、石油价格飞涨的年代，将军规定了一条不容违反的纪律：营区所有营房内的恒温器必须定在68华氏度上。如果居住的是现代化的密封良好、采暖均匀的建筑，这个温度是相当宜人的。但是，第二旅的官兵还住在二战时期建造的无密封条件的两层营房里，每幢楼只在一层的一角设置着一台燃油锅炉。床位靠近锅炉的，自然可以享受到所保证的68华氏度，离锅炉越远，恒温器上设定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距就越大。而肯塔基的冬季是寒冷的。

　　每天晚上，师值班军官都要现场抽查，如果谁变动了恒温器的设定度数，旅长必须亲自向威克姆将军做出解释，为什么他连这样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好。每当我站在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长面前解释为什么我部下的营房里有一个恒温器被发现设定在炎热的73华氏度时，便感到从未有过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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