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41)_科林·鲍威尔

四一

　　我作为担任师G—3的惟一少校这一殊荣不可避免地结束了。G·劳伦斯中校已完成他6个月中队长的任期，到师部担任格蒂斯答应给他的G—3职位。格蒂斯对我说，他知道这种局面很尴尬，因为在我任G—3期间，偶尔曾迫不得已对劳伦斯发号施令，不过，他仍希望我能留下给劳伦斯当副手。我愉快地接受了第二把手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里，劳伦斯成了我的又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到1969年1月为止，我在越南的服役期限就度过一半了，因此，我开始考虑下一步干什么。我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我曾被批准列入陆军研究生培养计划。下一步要闯的难关是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想法搞到了一本应考指南。因为朱莱没什么娱乐活动，我就把晚上时间都用来啃这本书。一个细雨濛濛的星期六早晨，有架轻装直升机送一批短期服役者去岘港等待回国。我挤上这架飞机到了岘港，来到一间用瓦楞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屋内，在那里和一群看上去并不像会成为学者的人一起参加了考试。

　　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我考得很好。于是，我申请进入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该大学就坐落在五角大楼外的波托马克河对面，可以说已成了华盛顿军事人员的进修学校。许多军官拿的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学位，这样似乎比较对口。不过，大约就在这时候，陆军鼓励军官学习现代管理专业，以便使军官们为进入计算机时代做好准备。因此，我向该大学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提出了申请，目的是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这个学位还有另一种吸引力。当时我在军队已呆了10年多，估计到我的军事生涯结束时，作为一名工商管理学硕士会比一名西欧政治制度方面的专家在市场上机会更多一些。

　　1969年1月22日，陆军包机P2102航班降落在夏威夷

　　的希克汉姆机场，即檀香山国际机场划归军用的那一边。休假，上帝赐给的休假啊！我走下飞机，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家人。这一切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已在海利库拉尼饭店预定了房间，给阿尔玛及孩子们买了机票，还租了一辆车等候。顺走廊进入机场大楼时，可以看到前面好多家属探身翘首，极力在寻找熟悉的面孔。接着，我听到一串美妙无比的尖声呼唤：“爸爸！爸爸！爸爸！”小迈克这时已快6岁了，正拼命朝我冲过来。3岁的琳达脚步蹒跚地跟在后面。他俩每人抱住我一条腿，死也不松手。他们的小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那种感觉是我感受过的最快乐的一种感觉。

　　接下去几天我们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事。我们去了海滩，我试图教迈克冲浪（好像我会似的）。我们参观了《夏威夷》这部片子拍摄的村庄，去了动物园，看了海豚表演，还去看了间歇泉的喷口。不定在什么时间，太平洋那蔚蓝色的海水便会穿过岩石从该处喷涌而出。我和阿尔玛只单独出去了一个晚上。我们设法找了个人临时照管孩子，然后去参加在鲁西堡举行的夏威夷宴会。在国际市场，我们听了唐霍的演唱。他一定给每个能有幸去夏威夷度假的士兵都唱过“小泡泡”。之后好几周内，这支曲子一直回响在我脑海中（“小泡泡，在酒里，小泡泡让你真惬意……”）。

　　假期终于要结束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若无其事地送孩子上了床，就好像他们在家里一样。然后，我和阿尔玛走出房间坐在迷人的夏威夷夜空下。越南纵有万里之遥，可一上飞机也就到了。我没有谈过去6个月的事，阿尔玛也没问。通常职业军人与妻子之间都是这样。感谢上帝，阿尔玛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样属于军队的军人妻子，喜欢谈军队的事情。那些人知道谁提前晋升了，谁未被提升，谁得到了好差事，谁又升到顶再也上不去了。阿尔玛从不为这种职业政治瞎操心。她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抚育孩子，让我高兴，并且在我们所服过役的所有兵营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夜里，我们谈的话题是孩子。我第一次从越南回国时，迈克过了好长时间才熟悉我。接着，4年之后，我又不住在家了。我们在夏威夷仅共同度过了几天的时光，而我又将离去。我不愿意在孩子们心目中成为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那种父亲，因此期望阿尔玛能起到超出一般母亲的稳定家庭的作用。从各种迹象来看，这方面她的作用发挥得相当出色。

　　午夜时分，陆军一辆轿车停在饭店门外，我短暂的家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呆在兵营的办公室里，突然得到通知，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监察主任派人来找我。在陆军里，接到这种消息，不亚于听到国内税务局的人要来查你的账。调查员口风甚紧，态度也不明朗；他不肯吐露来访的目的，问及我的姓名、军衔、职位及在师里的职责时，还用一台老式开盘式录音机录了下来。他具体什么也不解释，只是一股劲儿地以了解内情的得力助手那种单调的声音猛烈发问。继后他问我是不是师作战日志的保管人，我说是的。他要我把1968年3月的日志拿出来。我解释说，当时我不在师里。“把日志拿出来就行，”他说，“然后检查一下该月登录的内容。要是哪天击毙敌人的数目不同寻常就告诉我。”

　　我感觉他已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内容。我开始翻阅日志。翻了几页之后，有一条跳入眼帘。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个单位报告，在巴坦加半岛被击毙敌人的尸体数为128。在这场既磨人又严酷的战争中，一般不大有什么辉煌战果，这个数字算很高了。“请把这一条录进录音机。”调查员说。

　　至此，我的好奇心和警惕性都升腾起来。我请他允许我给师参谋长打个电话。“好好配合他工作。”参谋长斩钉截铁地说。调查员问我是否相信日志上的记载准确无误，我说一般是准确的。随后，在他准备离开时，问我是否认识F·梅迪纳上尉。我回答认识，梅迪纳是我所管辖的战术作战中心的一名参谋。调查员说他下一步要去询问梅迪纳，说完就走了。对于他来的目的，我还是和他刚来时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直到近两年后，我才弄明白这次来访的前因后果。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地区服役，R·皮尔斯中将在弗吉尼亚比弗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要求我前去作证。委员会要我描述一下1968年巴坦加半岛上的作战条件。我知道那地方如同地狱一般可怕，是一片崎岖复杂的地域，居住在那里的都是越共的同情者。法国人当年曾被逐出该岛，再没能进去。每次我们派部队前去，都能预料到后送医院将要做几十例外伤截肢手术。这些伤员都是由敌方游击队和农民同情者，包括妇女甚至小孩埋设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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