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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走上讲台之前,我必须上教官培训班。在紧张的3周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班上走动,如何打手势,如何使声调显得威严,如何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灌输到别人脑子里去。我们被互相评比、按优劣排序、打分、划分档次及点评,折腾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学习经历最起关键作用,那很可能就是这次教官培训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出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介绍海湾战争的作战行动时,我不过是在运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学大楼教官培训班学到的交际技巧而已。

  我佩带着崭新的橡叶形少校军衔走进教室。我提前晋升为少校,应验了当年在顺化时步兵委派军官的预言。我在军队服役尚不足8年,却晋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晋升到的衔级。这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层次。陆军军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尉级、校级和将级。我刚刚进入校级。

  作为教官,我教的学生从预备军官生到后备役将官都有。

  我与一位精力充沛的陆战队中校P·X·凯利合教两栖作战。他后来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不过,我教的最重要的课要算是给预备军官生上的课了。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将作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里他们将要遭受最严重的伤亡。我知道,无论我教他们什么,那一张张表情热切的面孔中有相当比例是不会回来了。

  教官之间也存在着健康有益的竞争。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兰裔美国人,生龙活虎,教学一流,还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练。史蒂夫和我总是争相表现自己,想方设法抓住并保持学员的注意力。他的办法之一便是幽默。那个时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于步校教学大楼四周一英里之内无女性,以说笑话作为上课的开场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类笑话通常是最粗俗不过的。说笑话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一个十拿九稳会逗人发笑的笑话,曾给每个新生班都讲过。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传教士的故事。有只老虎朝他扑上来,传教士开始祈祷。老虎也开始祷告。传教士说:“多么虔诚的动物啊,竟然和我一样祈祷。”可老虎说:“和你一样祈祷?我是在做饭前感恩祷告呢。”这个笑话每次都引人发笑。

  可是有一天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课堂里一片暴风雨前的沉寂。我又补讲了一个笑话,学员还是铁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讲过了头,连本宁堡笑话的粗野劲儿都超过了?史蒂夫过后面无表情地问我课上得怎么样。“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说。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课前到我的班里,劝学员们要对我板起面孔。然后,他溜到教室一面墙上的单向玻璃后面,一览无遗地欣赏了我的痛苦。史蒂夫还将强烈的竞争意识带到了下班后与比尔·邓肯上校玩的红心牌戏中。邓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对我们而言,红心牌戏是一种游戏,但对于史蒂夫则是一种种族仇杀。

  在教课中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教预备军官学员编写部队战备情况报告。该课程上课条件太糟糕了,只能在毕业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进行,即下午4时,而且还是在3天的强行军和野外战斗演习之后。演习一直进行到第三天夜里,整夜不能睡觉。然而又必须学会编写战备情况报告,否则就不准毕业。

  编写这种报告,对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烦恼透顶的事。它包括一份两页纸的表格。负责军官要在表内登记上武器装备处于的状况。绿色表示随时可用,黄色表示基本可用,红色表示不堪使用。他还得逐班、逐排报告该单位的训练状况:C—1表示状况优良;C—2表示存在少量问题;C—3表示存在严重问题;C—4表示不及格。学员们在进行了一整夜演习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本宁堡,先冲个澡,吃顿热饭,然后就来上这最后一课,盼望着在有空调的教室里好好打个盹儿。

  我的方法是把战备情况表投影到屏幕上,然后一栏一栏、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连续不停往下过,千方百计地使学员保持清醒的时间长一些,以便把报告的重要性硬灌进他们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去。谁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后边靠墙站着。教官上课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墙边的学员有多少来评定。在教编写战备情况报告课的过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间的竞争花样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发灵感,从礼品目录中订购了一只不带毛的橡皮鸡,然后把鸡藏到讲桌下面。学员腋下夹着迷彩钢盔衬帽列队走了进来,拼命想显得清醒一些。我发出“先生们,坐下!”的命令。没过几分钟,就听到鼾声响起来了。当第一个学员站起身朝墙走去时,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惊醒过来回答了。“不对,”我边说边抓起那只鸡在自己头上挥舞。

  “对你的惩罚是……”我把鸡扔出去让它飞了起来。这只逼真的大鸡在屋里翱翔着,全班哗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们意识到扔的是何物后,全都大笑起来,并清醒了十分钟之久。从此这只鸡就成了我的课程安排中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娱乐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

  在本宁堡,我们过的生活与那个年代莱维敦郊区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妈妈通报孩子们当天怎么淘气及家里最新发生了什么大灾难。一天下午,3岁的迈克从树上头朝地摔了下来。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处理后,医生让我们把他带回家,每小时唤醒他一次,以保证他能恢复知觉。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时,迈克要我们不必再看护着他了,他好睡会儿觉。琳达已长成一个严肃而善解人意、且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逐渐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我们的邻居都是些情况类似的家庭,同样多的孩子,同样的欢乐,还有同样的恐惧,因为一片可怕的阴云正飘浮在这片宁静而祥和的生活区上空。

  哥伦布区是步兵之乡,数千名军官和士官出发去越南打仗时都把家眷留在这里。这时美军在越南每周的伤亡人数已大大超过100人。每当看到一辆黄色小汽车驶至一家门前,驾车人走下车时,人们便知道他是来送国防部电报的,本宁堡从此又要多一个寡妇和一家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送电报的做法虽非有意伤害人,但却非常残酷。随着伤亡人数上升,各军种后来想出了一个带有同情心的办法来传递这类悲惨的消息。由通报伤亡的军官亲自到阵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亲属,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报伤亡的军官通常系本地征兵人员,他们担当了军队内最难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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