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28)_科林·鲍威尔

二八

　　次日，送补给品的直升机落在我们的环形防御圈内。我给卸货组发出信号，全班冲刺般地跑到机舱口，所有人都想同时爬进飞机里去。当我又重新训练他们时，他们倒也没怨言，最后终于学会了。

　　那是5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正在巡逻，脚下踩着克拉莎草，浑身大汗淋漓，手不住地拍打着蚊虫。这时一架L—19“猎犬”观察飞机飞来，在头顶上嗡嗡作响。飞行员用无线电说，他带来了我的专递航空邮件。须臾，邮件就拴在一块很大的黄手帕下摇摇摆摆地飘落到地面上来了。我跑到空投区，发现一只装满一瓶瓶“里兹牌”花生酱的盒子，盒子底部有一只标有“婴儿信函”的信封。我撕开封口，一张照片露出来。一张胖胖红润的脸儿带着在世上只满一天的全部惊喜凝视着我。他像谁？他长得怎么样？我道不出个所以然，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我的。欢迎你，迈克尔·鲍威尔。越南士兵都围上来，我让他们看照片，他们赞叹不已，并为我高兴。然后我就把照片装进了上衣口袋，让它一直伴随着我。

　　5月份下半月，我又有一次短暂脱离战斗的机会。我被召回到顺化，那是南越军第一师顾问团所在地。我要去见的是步兵人事处的委派军官。假定我能安然无恙地在阿寿山谷熬过来，任职期满后人事处还会把我派往别处。我是从野外直接乘直升机飞来的。当我们接近这个越南古都时，我被这座城市的美丽吸引住了，波光粼粼的香江，具有历史文物建筑意义的城堡，还有那法国殖民地的迷人风光，一切尽收眼底。一下飞机，我立刻产生了每个前线老兵骤然回到后方时的那种感觉：这里出奇的干净，似乎什么都井井有条，平常的声音听起来也那么不寻常，所在之处与曾在之处相比较如此的不协调。我肩挎M—2步枪，皮带上挂着手榴弹和匕首，靴子上还带着阿寿山谷的泥土。除了在溪流中简单擦洗过一下之外，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过澡了。内衣呈黄灰色，布料几乎被汗水腐蚀透了。我先到军官食堂去吃美国饭。食堂里着装整齐的参谋人员看着我，他们的那副神态好像在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用目光回敬他们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但也许你们忘记了。我吃了一块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条，喝了一杯牛奶，胃里又是很不好受。离开食堂时，我感觉全身无力，恶心，甚为想念我的米饭团子。

　　我到师部委派军官斯皮尔斯中校处报了到。至此我已在军队服役快5年了，在越南还剩约7个月的时间。我渴望知道步兵人事处对我下一步作何打算。在那个年代，陆军对有功的军官有一套巧妙的安排方式。关键是你在派遣点的表现要达到一个符合鉴定报告的一系列数据。中校翻了翻我的个人档案，抬起头来说：“鲍威尔，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培训班。”

　　我甚觉意外。“我刚刚学完基础课程，没上过高级班。”我说道。

　　“没关系的。”他回答说。他面前有那个有魔力的数据，可他不想透露，不过他还是说：“如果你提前晋升为少校，不要感到意外。”

　　我刚当了7个月上尉，这位就在谈什么橡树叶了①。尽管他说的话让我觉得没准儿，离开他办公室时，心里还是免不了得意洋洋。过去和未来数月的所有艰难困苦和恐惧不安，不知怎么似乎变得容易忍受了。

　　①美国陆军和空军中，少校和中校级军官的衔徽为橡树叶图案。——译者注

　　回到阿寿山谷，我又开始在笔记本上作单调的记录：

　　5月16日，星期四，8点10分交火。被越共手榴弹炸伤3人。捣毁2所房屋，3公顷木薯，1公顷水稻。

　　5月17日，星期五，一连16点15分交火，1人阵亡。

　　5月18日的记录值得一提。“8点5分交火，越共亡1人……”当时我们一直沿着一条峡谷巡逻，流向峡谷的一条小溪的流水声掩盖了我们的动静。这一次，我们的尖兵班在越共发现我们之前先发现了他们。这一次是我们打了伏击战，我们盯住了他们。一阵扫射撂倒了好几个越共，余者赶紧逃走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是第一个可以明确证实是我们打死的越共。他仰面朝天躺着，无神的双眼朝上凝视着我们。这个人身材瘦小，面皮粗糙，脸呈深棕色，穿一身做工粗糙的黑布短衣裤。我们将这种衣服称为睡衣裤。我的目光落在他脚上。他足登旧轮胎做的凉鞋，剪下的一条轮胎胎壁权做鞋带。这就是我们见不着面的可怕敌人。我心无所动，同情肯定谈不上。我们这一方的死亡和痛苦见得太多了，谁还管他们怎么样呢。我们俘虏了受伤的越共就离开了。

　　首次证实有越共毙命一事大长了南越军的士气。后来称之为“数尸体”的数字游戏当时尚未实行。不过，越南人早就猜出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了。他们总是给我看顺着丢弃的武器找到的血迹和其它因环境不同而不同的证据，以此“证明”有被击毙者。我对他们说，这不足以为证。后来我竟成了这种令人厌恶的游戏的裁判。我规定，证明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需要见到越共的尸体，没见尸体就不能作数。

　　首次确实击毙越共之后不久，一名越南中尉兴奋地跑来报告又确实打死了一名越共。我说：“让我看看。”他回答说：“太远了，太危险。”我又重复了一遍规定，他晃了晃食指，好像在说我拿证明让你看。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交给我一个手帕包。我打开手帕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里面是一对刚割下来的人耳朵。

　　是日夜晚围坐在营火周围时，我把连长和军士长们都召集过来。我说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证明击毙了敌人要有全尸，而不是尸体的一部分。不许再割耳朵，不许再肢解敌人的尸体。

　　7月23日，我们营在边远丛林地带转了6个月后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了。我们奉命离开小良基地，撤出阿寿山谷，到特种部队的一个营地去休整。一天上午，我们重又踏上小路，沿着一条溪流的河床行进。太阳当头照着，我走在纵队先头。突然间，我的右脚踏空，立刻觉得一阵钻心的刺痛。我把脚从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坑里猛地拔出来。原来我踩进了竹签陷阱，竹签刺穿靴底扎进了脚心。我只能骂自己笨，然后继续朝目的地一瘸一拐地走去，路程大约还剩两三个小时远。要说当时的心情，我的尴尬劲儿比疼痛还难受。我不想让越南人知道我伤着了脚。

　　然而，还没走出20分钟，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找了根树枝当拐杖，又继续前进。最后一英里，我是摇摇晃晃坚持下来的，差点儿倒下去。到了营房，美国军医没有费事去脱我的皮靴，而是把它剪开取了下来。他只看了一眼伤口，就叫来了直升机。竹签从脚底一直扎到了脚背，脚肿得很大，牛粪的毒素已扩散，全脚发紫。他给我包扎了一下伤口，我就坐上直升机朝顺化飞去。

　　一到顺化，L—19“猎犬”式飞机的飞行员邓赖普便开始照料我。邓赖普待我立刻像老朋友一样，可是我以前从没跟他见过面。他对我说，是他给我投递的婴儿信函。邓赖普把我送到单身军官宿舍开的诊所。那儿的医生为我清理伤口的办法令我刻骨难忘。他把一种消过毒的碘酒纱布从伤口的下边塞进去，从上边拽出来，接着便像擦皮鞋一样在我脚里来回拉动。我死死攥住邓赖普的手不放，心想我一定会疼昏过去。随后，医生给我注射了各种抗菌素，把我安顿在单身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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