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5)_科林·鲍威尔

一五

　　一般的后备役军官都是很随和的，可是我碰见了一个例外。当时，我刚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营D连的连副，新连长尚未到任。当我们得知谁来当连长时，几乎引起一阵恐慌。他名叫威廉·C·路易塞尔，西点军校出身，还在西点当过战术教官。连里有的年轻军官是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尔到任以后，果然名不虚传，强硬、苛刻、精明，有时几乎不通情理。

　　我在装甲运兵车的事情上尝到了路易塞尔的厉害。我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全连的装甲运兵车永远停放得当，要头朝山下，每辆车的左前角必须与另一辆车的右前角取齐，以便随时准备好一齐出动冲向红军。路易塞尔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用测量仪器检查车辆是否整齐，要是发现有一辆车一个角没有对准，我们就会被训斥得狗血淋头。

　　一天，我在值班室给本连一名军官打电话，因为着急而大声嚷了起来，恰好路易塞尔进来听见了。他把我叫到一边，狠狠斥责了我的行为。此后不久，我读了他给我写的鉴定，其中写道：“他脾气急躁，尚能努力控制。”这句话在外行人看来也许算不上灾难。但就鉴定用语而言，这是对我的严厉批评。从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这是我的鉴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的批评。路易塞尔把我叫去，让我坐下，又提起我打电话发火的事。他告诫说：“你对我或者对任何人都决不要那样耍脾气。那样耍脾气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如今，我仍然是急脾气，有时发火。但只要一发作起来，我耳边又会响起路易塞尔的告诫声音。

　　我给路易塞尔当副手期间，有一次目睹了一个可怕的情景，使我预先体验到一旦冷战点燃成为热战会是什么样子。那是1960年夏季，正好是发薪饷后那一天清晨。我们全旅开到格拉芬沃尔进行野外训练。官兵们被安排在600多个通用帐篷里宿营。我们连的大批人尚未到达。兄弟部队第十二装甲骑兵团是头天夜里来到，他们的帐篷里睡满了人，第二天凌晨尚未起床。

　　我刚刚跟另一个连的连副交换了食品，把换来的口粮送往我们连的餐厅，突然听见头顶上嗖的一声刺耳的怪音，我即刻明白那准是一颗打偏了的炮弹。霎时间，我呆呆地僵在那里，看见一枚8英寸口径的炮弹打中了第十二装甲骑兵团宿营地的一个帐篷杆，把一切抛向空中，爆炸声震耳欲聋，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寂。我赶紧扔下食品跑过去，只见一些被炸断的手、胳臂和腿飞落在我周围的地上。还有一些头天发饷领到的钞票飘撒一地。有几名军人跟我一起冒着刺鼻的硝烟冲向那个被炸毁的帐篷。我扯开一个睡袋，只见里面五脏六腑，血肉模糊。这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个人，伤得更多。后来查明，这一悲剧的起因是一门火炮瞄准时操作失误，那个炮兵营的营长和另几名军官都被撤了职。我原先看过上百部战争影片，还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场面能跟我目睹的那一惨相相比。

　　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本宁堡，基本上都是军官。到了德国的盖尔恩豪森，我才体会到陆军的根本在士兵。在第四十八步兵团，我们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士兵转。当时，大部分士兵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他们的教育程度一般比志愿兵高，有些人还上过大学，不难从他们当中挑选文书、会计或技术人员。这些义务兵入伍服役两年，然后返回他们的学校或工作岗位，跟妻儿或女朋友重新团聚。我们把这些兵叫做“圣诞节帮手”——他们来为国当兵，然后回家。他们不想找麻烦。

　　志愿兵的情形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人动机端正，许多人通过奋斗而升为军士，构成陆军的支柱。但另一些人却没有奋斗目标，有的人还是迫不得已而当兵，当时法官常常命令闯祸的人在坐牢或当兵二者之中作出选择。我遇见过一个18岁的志愿兵请求批准他跟一个德国女孩子结婚，因为他已经把她搞得怀孕了。当时，陆军不会轻易允许年轻的美国兵跟外国人结婚。他们往往是双方还不成熟，我们尽量让他们克制感情。直到70年代，上级才指示我们不再干涉士兵的婚恋，从宪法上说，一个18岁的列兵跟一个18岁的平民一样，有做蠢事的权利。当年来找我的那个18岁的列兵，显然已经跟他的德国姑娘提前度了蜜月，所以我告诉他，我将帮助他尽快办理结婚手续。可是事情没有完。他说他还申请批准他未来的岳母也一起移居美国，因为他也使那位女人怀了孕。这类情况该怎样处置，本宁堡的基本教程中可没有提到过。

　　在50年代，要处理一个调皮捣蛋的人或不称职的人可费劲啦，要办成堆的公文，花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竭力说服自己：要改进领导作风，让浪子回头。可是，守规矩的士兵看到犯规的人不受惩罚，甚至犯法的人还逍遥法外，这对总的军心士气影响极坏。经过20年之后，陆军实行全志愿兵制，才允许各级指挥官拒绝接受那些连法官都不想关进监狱的犯罪分子，并有权“炒”那些不合格兵的鱿鱼。

　　那时候，军士是军队中的强硬派。聪明的少尉排长都懂得要向军士们学习，在别的方面不要碍他们的事。我遇到的第一位排副是R·D·爱德华兹，是一个老资格的军士，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的白人。我当初对他存有戒心，后来体会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他并不在乎我是黑人。少尉排长随便是什么肤色，他都无所谓。他的任务反正都一样：教会新少尉带兵，同时又照顾这些新排长。他对我客客气气，总是按军队老规矩用第三人称对我说话，“少尉，想喝杯咖啡吗？”

　　排里的兵都怕爱德华兹，这不无道理。有一次，一个兵不请假外出，他就用链条把这个兵锁在营房的暖气包上。我告诉他不该这样做，他觉得我的话难以理解，抱怨说军纪松弛了怎么办。士兵们怕他，但又尊敬他，懂得他是处处关心他们。不管他的工作方法多么原始，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关心全排的福利和排里的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好好干，他就为他们筹办一切。

　　我在盖尔恩豪森任职期间，开始理解了我们的士兵，摸到了他们的脉搏，这使我35年来受益匪浅。美国兵好胜心强，他们希望自己是得胜队伍的一员。只要他们认为目标是有价值的，他们愿意让自己的领导者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他们尊敬这样的领导人。在按高标准逼他们卖力时，他们会不断发牢骚，会骂娘说不如换个轻松一点的地方。但到头来，他们总还是问：“我们该怎么做？”

　　我还懂得了，士兵们有问题来找你，说明他们相信你。即使是上面说到的那个18岁小伙子一下子爱上两个女人，他也是相信我才来找我。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解决问题。倘若士兵们有问题不来找你，那就说明你失去了对他们的领导。他们准是不再相信你能帮助他们，或是断定你不关心他们。这都是领导人的失败。

　　我们当时的营副雷蒙德·巴雷特少校，绰号“红脸”，是我的又一位恩师。他的妻子玛姬也经常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年轻军官。有一天深夜，“红脸”在军官俱乐部酒吧向我们讲述了部队领导人不能高枕无忧的道理：“晚上你上床睡觉时，一切平安无事。部队生气勃勃，人人尽职尽责，你觉得自己干得蛮好。可是第二天清早你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半夜里人人睡大觉的时候，他妈的出了大乱子。会出乱子的，你们这些家伙明白吗？出了乱子，你作为领导者只好一切从头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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