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1)_科林·鲍威尔

一

　　◎第一章　卢瑟和艾丽的儿子

　　我通常总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一次我没有信，差一点送了命。时间是1992年2月，地点是地道的牙买加。当我们登上UH—1直升机的时候，阳光灿烂，和风习习，只略微有点下午要来场雷阵雨的迹象。看来是顶好的飞行天气。我父母出生在牙买加，这一次，我妻子阿尔玛和我是应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的邀请来访问这个岛国。从海湾战争结束时起，曼利已经催了我一年。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时，以一种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口气说：“休息一下吧，亲爱的孩子。回家来，短短几天也好。就住在我们政府宾馆好啦。”我终于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尽管“沙漠风暴”已经过去，我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肩上的担子仍然很沉重。冷战高速消退，我们正在努力重新思考和重新安排美国的防务。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当时，我们正在组织一次给俄国人空运食品的空运救济行动；在古巴境内的关塔那摩基地，出现了令人十分为难的情况，大量的海地逃亡者聚集在那里，其境况已开始恶劣到像是一座集中营；萨达姆·侯赛因虽然打了败仗，仍怙恶不悛，企图阻挠联合国观察员制止他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努力。我能有机会离开寒冷阴沉的华盛顿，到牙买加晒几天太阳，自然是乐意的。同时，我准备在归国途中，在关塔那摩稍作停留，视察一下那里的情形。

　　1992年2月13日下午，我们抵达牙买加，立刻被卷入了西印度群岛的好客旋风。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拉到沃德剧院。在那里，金斯顿市长玛丽·艾特金斯向我赠送了该市的城门钥匙。我致答谢词说：“市长阁下，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你把我第二故乡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回忆了童年往事，谈到听过“来吧，萨迦的小伙子”之类的西印度群岛小调歌曲，聆听过路易斯·贝内特的混杂式英语的诗朗诵，美餐过大香蕉、烤山羊、大米加豌豆。我讲完以后，市议员埃兹拉·科尔评论说：“只有我们牙买加人说大米加豌豆。加勒比海别的地方都是倒过来，说豌豆加大米。鲍威尔将军是真正的牙买加人。”

　　然后，我们到附近的上园营，访问牙买加国防军总部。国防军首长彼得·布雷迪准将陪我转了一圈，让我参观士兵们的操练。他们操练得很出色，身手不凡。响亮的跺脚声，漂亮的敬礼动作，整齐划一的转体，还不时地高喊“一——二——一”口令，完全是一套英国式的标准动作。

　　午餐后，我们登上牙买加国防军的一架直升机，准备飞越小海湾到曼利国际机场，然后换乘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去视察临时在牙买加值勤的美军部队。原先计划我们一路都乘“黑鹰”直升机，可是东道主要求我们乘坐牙买加的美制UH—1直升机离开他们的总部。我直觉感到不大对劲，但主人的盛情难却，要顾及他们的自尊心。直升机起飞了，在大约1500英尺的高度转入水平飞行，金斯顿消失在我们身后。阿尔玛朝我微笑。是的，这一天过得挺美。我透过舷窗凝视着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色的加勒比海，突然听见猛烈的咔嚓一声。阿尔玛瞅着我发愣。

　　我立刻明白是出了故障。这架UH—1的传动装置卡住了。飞机开始摇摇晃晃地向海湾下坠。我在越南经历过一次直升机飞行事故，我知道，如果这架UH—1触水，它很可能会翻过来，叶片会折断，像榴霰弹一样四处飞散。机舱门一开，飞机就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海底。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我们有3个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就要命归西天。

　　“弯下腰！双手抱住腿！”我向阿尔玛喊道。

　　“为什么？”她问。

　　“见鬼！听话！”我呼叫着，感觉到我们在继续下落。我看见两名飞行员正忙着扳拉操纵杆，采取紧急措施。他们关闭了发动机，我们在继续下降，只听见叶片啪啦啪啦的声音，眼看飞机就要沉入大海了。最后一瞬间，飞行员终于让直升机在海岸边上硬着陆，离海水线还不到20英尺远。我解开安全带，抓住阿尔玛赶紧离开座位向外跑。直升机说不定会起火爆炸。

　　我们跑出危险地带后，阿尔玛问：“怎么回事呀？”

　　“我们迫降了。”我告诉她。我朝牙买加飞行员走过去，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紧急降落。

　　事后，曼利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我亲爱的科林，你知道为什么树叶在沙沙响吗？这是我松了一口气，在欣慰长叹哩！”真是散文诗，我祖先的语言。然而我仍感到惆怅。我父母诞生的地方竟差一点成了他们儿子的葬身之所。

　　我们登上“黑鹰”，继续原定的行程，我看望了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派到牙买加帮助修路的一支部队，以及美国空军在一座名叫“情人跳”的悬崖峭壁上修建的跟踪贩毒活动的雷达站。正式访问到此结束。接下去是寻根问祖的旅行。

　　我们坐进牙买加政府提供的一辆吉普车，朝北驶向内地，转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这条路活像这块红土地上一道长长的伤疤。漂亮的房子看不到了，眼前只见简陋的村舍。路越走越窄，最后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徒步走了大约15分钟，忽然间在我们面前冒出了当地政府的长官——“卡斯图斯”——以及警察局长和另几位官员，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跟着他们走上缓坡，过了小土岗，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把我们引向一片小谷地。在那里出现了魔术般的情景，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许多人。很快就有200来人围上我们，老老少少，有的衣着华丽，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着鞋，有的光着脚。忽然，响起阵阵乐声，接着出现了一支乐队，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年轻人奏起了《星条旗之歌》。

　　“这些孩子是你父亲母校的学生。”那位地方长官对我说。乐队奏完美国国歌，就吹奏起西印度群岛即兴舞曲，我对它像对美国国旗一样熟悉。人群开始拍手，向阿尔玛和我们靠拢，拉着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亲切问候。远处又有一小批人向我们走来，人群给他们闪开路。我激动万分。这是我家的亲人。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绍，其中有几位是我以前见过的，其余的人一看脸就知道。他们长得很相像，也同我相像。我们来到了托普希尔村，这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他们拥抱我，自我介绍。艾维·里奇姑姑，穆里尔表兄、克劳德叔叔、帕特堂弟等等，都似曾相识，是远近的亲属。

　　大家让阿尔玛和我坐在两张折叠椅上，也就是在贵宾席就座。一位女教师琼·本特，她是我一个堂弟的妻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又起身，走过几座门廊涂成浓浓的红土色的不错的房子，来到一座小屋前。它的墙壁抹着粗糙的灰泥，屋顶是生了锈的铁皮，屋檐是手劈的木板造成的。6尺宽6尺高的窗户两侧，配有褐色的百叶窗，使这座热带的小民房奇怪地具有一点新英格兰的格调。

　　小屋里有4个房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厨房，也没有室内卫生间。全部面积还不及美国的一间平常的起居室。我的亲属们事先赶跑了屋内的鸡，擦洗打扫过一番，做到这一步已经够难为他们了。我站在父亲1898年诞生到人世间的小屋里，一股缅怀先父的亲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走到屋外，我们来到祖先的墓地，那里刚刚拔除过野草，培了新土。人群又一次围拢过来，期盼我讲讲话。我对他们的热情欢迎表示了最诚挚的感谢。其实，我内心真希望单独呆一会儿，有一点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踏着我父亲的足迹，穿越田野，在他当年熟悉的树林中漫步，想象一下当年父亲住在这里的情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是怎样维持生计的。可是人群一直围着我们。阿尔玛和我在我祖父、祖母的坟墓前作了祷告。我们跟亲属们交换了一点小礼品。妇女们向阿尔玛赠送了她们手绣的漂亮亚麻织品。访问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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