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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格拉斯顿又风风火火地走上前台。还是那些改革,还是那副过分恭敬的面孔,维多利亚依然无法容忍。只是这一回已不同于六年前了,那时维多利亚是内外交困,而现在她的君王之信心已因迪斯累里的兴奋剂而空前高涨,而因为自己的公开露面,群众对她的怒言已不再那么强烈,她决心决不退缩与格拉斯顿大干一场。

  一次意外的谋刺案使维多利亚在格拉斯顿面前找回自己的尊严。1882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在温莎下了火车,正准备步行前去乘马车的时候,一个名叫罗德里克·麦克莱思的青年从几码远的地方朝她开枪射击。就在麦克莱思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位忠于女王的少年用一把雨伞击开了麦克莱思的手臂,子弹还未出膛,罪犯却被立刻捉住。

  在女王的整个一生中,她前后遭受了七次谋刺。都是青少年所为,但前六次他们的动机显然不是真正的谋刺,因为他们的枪里都没有装上子弹,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好奇与冒险。正因为如此,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伤害女王的图谋为轻罪,处以七年的流放或是三年以下带苦役或不带苦役的监禁——犯此轻罪者,由法庭自行处理,加以公开或不公开的鞭笞,至于次数及其采用的方式将由法庭决定,不得超过三次。自此以后的几次谋刺都是依据此法律处置的。例如最近一次,1872年一个叫做阿瑟·奥孔诺的年仅17岁的青年在白金汉宫用未袋子弹的空枪朝女王射击,他立刻就被女王的贴身侍卫约翰·布朗抓住,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和用桦树抽打20下。

  但是当陪审团依据新法律对麦克莱思做出“无罪,只是精神失常,案犯将送交疯人院监禁,时间听凭女王陛下决定”时,维多利亚却极为不满,她大发雷霆,她质问陪审团,说麦克莱思无罪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分明是有罪的,她眼睁睁地看到麦克莱思向她开枪射击,而且那枪里装有真子弹。她感到这是格拉斯顿政府对国王存在的忽视与亵渎,她必须推翻这裁决以维护自身之地位与尊严。

  女王看着她的法律顾问,希望法律顾问能帮她说些什么,但顾问只是无可奈何地向她提示英国的法律原则,说它规定不能随便判某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有犯罪动机。对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反驳说,“如果那就是法律,这法律也必须改一改!”

  “法律也必须改一改”,虽是气话,但这不正是女王维多利亚所倾向渴望之权力吗?

  此时的格拉斯顿也陷入到一场困境中。美好的理想,激烈的抨击,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来改变内政经济上的不景气。爱尔兰的佃农由于被低廉的美洲谷物所毁灭,他们因付不起租金而被逐时,便发生了暴乱,他们焚烧房屋,杀死地主,并拥戴巴奈尔为领袖以争取爱尔兰的自治,巴奈尔领导着爱尔兰人与格拉斯顿周旋。1882年5月,新任爱尔兰首长卡文的希爵士及其次长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爱尔兰极端主义者杀害。巴奈尔另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爱尔兰国家联盟”,并利用爱尔兰在国会议员中的86票与格拉斯顿讨价还价。而在外交上,格拉斯顿也屡有失误。1881年,在南非麻九巴山战役,有荷兰血统的波尔人击败了侵略的英国军队而赢得了特兰斯瓦尔的独立。在苏丹、在中国,英国军队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内外交困,格拉斯顿在王权问题上无暇顾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当维多利亚受到谋刺时,她的“法律也必须改一改”的气话却不可思议地付诸现实。1883年,居然通过了一项改变精神失常案件中裁决方式的法令。

  格拉斯顿的行动并没有招得女王之欢心,因为她对格拉斯顿及其自由主义政策已恨之入骨,相反格拉斯顿的退让使维多利亚更加无所顾忌。1882年英国在占领埃及后旋即将其侵略的爪牙伸向临近的苏丹。英国人很快占领了苏丹并派曾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迹沾满了太平军及中国人民鲜血、参与抢掠焚毁圆明园的英国军官戈登将军前往苏丹任总督,但英国人在苏丹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苏丹人马赫迪·穆罕默德起义军与英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戈登及其军队遭到包围,由于格拉斯顿与当时埃及的英国总督克若摩爵士以及英军指挥官渥尔斯来之间的步调紊乱,派出的援军迟迟不能到达苏丹。1885年1月戈登将军被马赫迪·穆罕默德的义军杀死于喀土穆。

  戈登将军之死与英军在苏丹的失利激起了维多利亚的极大愤怒,她早就想赶走格拉斯顿,现在新的一轮大选即将来临,维多利亚正好抓住把柄,怒斥格拉斯顿政府,她给格拉斯顿发了一封大加呵斥的电报,她还在给戈登小姐的唁函中激烈攻击内阁大臣的背信弃义,并将此唁函广为印发。她甚至把陆军大臣哈丁顿勋爵找来狠狠地痛斥了一顿。

  维多利亚对于格拉斯顿的攻讦与当时国民对格拉斯顿失去信心深怀不满相呼应。1886年的大选,格拉斯顿遭到惨败。离开内阁的那天,格拉斯顿拜见了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她掩饰住满心之喜悦,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格拉斯顿先生,我想您现在是该休息休息了吧!”毫无表情的脸上所藏着的那份轻蔑与专横是那么的顽固,如同一座坚固之堡垒,巍然耸立着。

  四、1897年,辉煌的顶点。

  取代格拉斯顿的是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

  索尔兹伯里奉行帝国扩张政策,反对国会过激的改革,维护王权尊严地位,这一切都正中女王下怀。维多利亚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段辉煌的时光。

  在19世纪最后的18年中,帝国主义扩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导纲领。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长达14年,在他任职期间,英帝国主义又迎来了一个和平繁荣之时代。特别是在帝国扩张上,索尔兹伯里几乎是一帆风顺,以非洲为例,他在非洲为大英帝国扩大的范围比其他任何首相都多,在他1886—1892年及1894—1902年的内阁期间,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尼亚萨兰、东北罗德西亚及上奈及利亚均成为英国属地。

  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也由于英国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这个国家需要一种象征,用它来代替英国的强权、英国的价值,来把各殖民地凝聚在它的统治之下,这个象征当然落在了英国的那顶王冠上。

  在索尔兹伯里的安排下,维多利亚理所当然地享尽了作为大英帝国女王之尊严与欢乐。

  就在索尔兹伯里上台不久,女王便和大儿子威尔斯亲王主持了一次殖民地及印度博览会。维多利亚正是欲把从各殖民地掠夺来的各种珍奇异宝,各种发明创造集中展示以显示大英帝国之光荣,以显示作为大英帝国一国之王的威仪与自豪。她的热情又重新回到当年与阿尔伯特一起参加万国博览会时的状态,甚至现在更其狂热。因为,这是在历尽长久的寂寞之后,在与自由主义分子进行了顽强较量之后的一次盛大聚会,维多利亚感慨万千,她决心把这次盛大聚会搞得极其隆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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