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11)

一一

　　维多利亚清楚地记得，前几年的夏天，母亲打着让维多利亚了解英国各地的幌子，带上她国王出巡般地到各处旅行，这些旅行其实是母亲极其自私的虚荣心极端膨胀的结果，她不过是借此以显示自己的地位与荣誉罢了：旅行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吸引了无数热情的百姓，每到一处，当地市民奉致欢迎词，公爵夫人头戴摇曳的羽毛几乎把旅行的主角维多利亚公主给遮盖了，她带着浓重的日耳曼口音，大声地宣读着答词，她坚持游艇所到之处，所有的战舰和炮台必须致以皇家礼仪，军乐和礼炮震耳欲聋……尽管对此维多利亚也曾作过抗拒的努力，比如说在母亲与她的伯父威廉国王的激烈争吵中，她并未因为母亲而憎恨伯父，相反她曾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感激，“他是古怪，十分古怪而又乖异的”，但是，“他的主张常常遭到误解”，又比如，在宫廷纠纷中，她的态度总是站在莱恩小姐与施巴特夫人一边而反感母亲与约翰·康罗伊先生、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她甚至曾把母亲与其管家约翰先生的过分亲昵的秘密吐露出去……但是，这一切对于公爵夫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公主的反抗是暧昧而软弱的，母亲的阴影是威严而巨大的，她无法走出这威严而巨大的阴影。

　　现在，情况迥然不同，她不再是肯辛顿宫那个摇床上的孩子，不再只是一位纯情的皇家少女，她是至高无上的女王，她有权主宰自己也有权支配别人。

　　当短暂而宝贵的一小时结束之后，她发布了一道意义深远的命令：将她的床从母亲的房里搬走。

　　这仅仅是一次如我们平常一样的居室的安排上的变化吗？它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维多利亚在努力截断与母亲的几十年的那根神秘复杂的纽带，现在公爵夫人不仅仅是她的母亲，更多的是她的臣民，这才是最根本的变化。作为女王，她不能受任何人的控制，她主宰一切。

　　只是，公爵夫人成了真正的牺牲者，她的女儿成了英国女王，多年的期待终成现实，人生的契机就要来临，殊不知这种契机带来的却是自身理想的破灭，女儿即位之后建立起来的所有影响、信赖和权威顷刻之间全然坍塌。她知道，从今以后维系着她和女王的只能是朝仪和孝道了，而这种外表的尊荣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她渗入维多利亚的内心，她的失望与愤慨即便是在拿破仑的铁耙犁过萨克斯科堡公国，在肯特公爵染病身亡而无力从西海默思返回肯辛顿时也不曾有过。

　　三、老辣的比利时国王也终于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哀伤的调子。

　　紧步公爵夫人后尘的是她的弟弟利奥波德，那个野心勃勃的比利时国王。

　　在维多利亚的成长过程中，舅舅利奥波德一直以生活上的保护人和精神上的导师的身份出现，她也确实从舅舅身上找到了许许多多作为“人君”所必须的东西。

　　只是，当维多利亚真正登上辉煌的御座以后，那接二连三的来信与忠告已别具意义：他试图影响操纵英国的女王吗？他是在利用自己的家族地位来巩固自己的政治位置来实现影响全欧洲的野心吗？

　　利奥波德正有这番意思，夏洛特公主的早逝破灭了他统治这个欧洲最强盛的国家的野心，他强忍着失望在僻静的克莱尔蒙特过着相当长的一段孤寂的日子。现在，他已是比利时的国王，他的那位一向在他面前百依百顺的外甥女做了英国的君主，他有什么理由不重新拾起过去的早已逝去的那份理想与抱负？甚至，他的胃口更大：如果不能使一国之君克服宪法的障碍，去左右外国的政治，那么皇室的攀亲意义何在？英国的女王是他的外甥女——非但如此——简直就是她的女儿：他的心腹代理人斯托克玛又正备受恩宠地住在白金汉宫，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笨伯和昏君才会失去这样的良机，即在英国大臣们的背后，利用个人的影响，将自己的意愿加于英国的外交政策。

　　对此，利奥波德充满了信心，因为在他的眼中，外甥女还是个不成熟的孩子，她是那么的孱弱而温和，那么的幼稚而单纯。

　　于是建议与忠告没有因为维多利亚的即位而有丝毫的收敛，甚至更加频繁。在她即位后的第一封信里，他即劝告这位年轻的女王，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应该强调自己的英国出身，赞美英国国民，他向她力荐英国国教，他知道，对于那些执拗的英国人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位置，获得国民的良好印象，这一点极其重要。他还劝告她“在你要对任何重大的事情做出决定以前，最好能和我商量：这也会使你有从容不迫的时间。”

　　也许是过分的自负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也许是那份急于实现的野心使他失去控制，也许是外甥女那一向单纯、幼稚的外表欺骗了他，总之，他是错误地估计了眼前的这位年轻的女孩子。重大的事情最好都要和他先商量？女王眉头略蹙，这个在过去也许会被她当作理所当然的劝告现在却显得那么的刺眼。

　　她仍旧很热情地给舅舅回了信，但却少了一份洗耳恭听的忠诚，信很含糊、很草率、漫不经心、大而无当：“你的忠告对我总是最重要的。”

　　利奥波德当然感受到女王的弦外之音，这枚软钉子使他暗暗惊讶于外甥女的厉害。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坚定与执拗也是出了名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认准的事情。

　　建议和忠告仍旧不断地邮到女王的案前，只是显得谨慎一些了，他不再那么赤裸裸地谈论自己，比如关于德列文夫人，那个在维多利亚身边总想刺探与己无关的事情的危险分子，他提醒维多利亚留心，“有一条原则我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即未得到你的允许，永远别让人们谈论你本人或是你的事务。”如果这种事儿发生了“便岔开话题，让那人明白他犯了一个错误。又比如如何把官方不愿意明说的事情说出去，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指出任何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邮递中要被人拆看，这无疑很不方便，但一旦运用得好，也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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