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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活动尽管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已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他们立即将所有的共产党人从议会驱逐出去,并大批逮捕嫌疑分子。

  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约瑟夫在菲利甫·鲍姆工厂也呆不下去了。

  他按照广告上说的,到离萨格勒布60英里的一个村子里的一家面粉厂当操作工。他的任务是看管一台50马力的蒸汽机。

  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斯特沃·萨比奇来到了磨坊。他在旧军队当过军官,到过俄国,也是在1915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萨比奇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军。约瑟夫同他很谈得来。他们一起联络了一批人又秘密地开展了政治活动。

  那时,他们跟党的组织脱离了联系,直到1923年5月,全国大选时期,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群工人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到法院登记时,遭到了逮捕。约瑟夫和萨比奇从这条消息中嗅到了党在活动的讯息。他们到报社去打听这几个候选人的详情。几个星期后,他们被释放了,约瑟夫很快找到了他们。起先,他们怕暴露身份,决定先考验一下约瑟夫,交给他一袋传单,等他散发了传单后,才相信了他。

  就这样,约瑟夫他们重新与组织建立了联系,担任了党在农民中的工作。

  不久,约瑟夫被选为党的区委会委员。

  区委里有个在农具厂工作的木匠,叫约西普·瓦伦塔,他是当地有名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曾经组织过4次罢工。后来他患肺病死了。区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举行葬礼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来了。社会民主党本来准备要为他致辞的,主持送葬的天主教神父反对这样做,认为不合教规。死者的双亲支持神父的意见,坚持要按教规办。但是人们还是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个镰刀斧头图案的花圈。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人们对着棺木默祷致哀。约瑟夫走近一步,向遗体告别,他致辞说道:“我们宣誓,为了实现你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将毕生战斗到底。”

  坟地上升起一面红旗,葬礼到此结束。

  那个天主教神父对共产党人非常不满,他跑到警察局去告发,说共产党利用葬礼搞宣传,使得他不能很好地执行宗教仪式。警察立刻作了调查,了解到一个叫久罗·塞科维茨的锁匠参加了这次葬礼。他们逮捕了他,要他供出致辞的人来,塞科维茨没有告诉他们。但不知怎么的,警察了解到致辞的人是个磨坊工人。他们带着塞科维茨寻遍了这一带的磨坊。终于有一天找到维立科·特洛茨伏村来了。他们一个个讯问磨坊工人。问到约瑟夫时,他回答致辞的是他。

  警察逮捕了他。他和塞科维茨被拴在一根链子上,从村子里押解到别洛伐尔镇。塞科维茨身体虚弱,在路上不时摔倒。他一倒下去,铁链就扯着约瑟夫,拉得人一阵剧痛。到达镇上时,他们的手都扯破了,手掌上满是血。

  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到了第八天,开庭审问。还好,这调查官是个东正教徒,同天主教势不两立,那一套天主教的葬仪全是狗屁。他告诉约瑟夫如何回答法官提的问题。果然,照他说的去做,法庭宣布此案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逮捕人犯,应予无罪开释。

  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在克罗地亚相当有影响的共和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访问苏俄。同农民国际取得了联系。当他回国时,他的党也被取缔,转入地下。对此,人民的反应是激愤的。党的基层组织抓住这个时机,收集武器,准备利用人民的情绪发动起义。在别洛伐尔地区,约瑟夫和萨比奇也接到了收集武器的指示。他们在山村中建了个秘密武器库,藏起了几枝步枪和手枪,还有手榴弹。这些工作,约瑟夫经常代表区委会到萨格勒布去向克罗地亚省委汇报。在一次汇报中,约瑟夫向省委书记拉多瓦诺维奇建议,要党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作出决定。拉多瓦诺维奇对约瑟夫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对人说,约瑟夫的大胆使他感到害怕,认为他是个煽动分子。约瑟夫回到区委后感到很失望,他对萨比奇等人说:“在这种领导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永远也不能取得政权。”

  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925年初,激进的农民党的领袖们都被捕了,拉迪奇本人在隐匿了一段时期后,终于向当局自首了。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南共中央这时办了一张秘密报纸,由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莫沙·皮雅杰任主编和发行人。皮雅杰早在1921年“诏书”

  颁布前就以发表优秀的政论文章出名。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并出版了三期《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党报遭到了破坏,皮雅杰被警方逮捕。当时,政府的首要之敌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为了制造一种镇压所需的恐怖气氛,当局决定拿皮雅杰案件做靶子,狠狠打击。

  他们将几名“听话的”法官调到贝尔格莱德法院,以便贯彻王国政府的意图。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一个要求判处皮雅杰死刑;一个要求判20年徒刑;一个要求判15年徒刑。最后采取折衷,判决20年徒刑。

  克罗地亚农民党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1925年的议会选举,他们获得了67席,成为克罗地亚第一大党。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没有勇气领导人民跟黑暗统治斗争到底。3月27日,斯捷潘·拉迪奇在狱中指示全党,承认王国政府和维多夫丹宪法。在押的党的领袖们很快获释。这一年夏天,拉迪奇就参加了以尼古拉·巴西奇为首的王国政府。

  克罗地亚的农民没有料到形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所支持的党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曾经有过的革命气氛低落下去。

  这时,约瑟夫的工作也遇到了麻烦。过去的老磨坊主波拉克待他很好,波拉克只要他管好机器,从不过问他在外面从事的活动。但波拉克不久生病死了,由他的女婿奥斯卡接手磨坊。这个人一来就压低工人工资,以榨取更大利润。他早就跟约瑟夫他们有了矛盾。他不喜欢约瑟夫在外面从事的那些活动,那容易招引宪兵的注意。一天,他把约瑟夫叫去,对他说:“搞政治或是做工,你必须两者之中择其一。”

  约瑟夫到这个村子已有4年半的时间,现在不得不离开这里了。省委一些同志建议他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去从事新的工作。1925年9月,约瑟夫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村民们。他在这个村子生活期间,他的妻子又生了3个孩子。一个女孩兹拉蒂察,二个男孩:欣科和扎尔科。

  3个孩子只有扎尔科活了下来,欣科生下来才7天就害痢疾死了;兹拉蒂察活了2岁,她是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是得白喉死去的。约瑟夫为他的两个孩子做了块墓碑,棺材则是村子里一个叫波杜普斯基的木匠做的。解放后他还健在。据他说:“小兹拉蒂察的死使约斯卡极为悲伤,这是他第三次失去孩子了。……他把棺材放进一座小山上的墓穴。我没有要棺材的费用……战后,我写信给约斯卡,告诉他我还活着。他邀请我到贝尔格莱德去。我到他家做客,他送了我许多礼物,包括一双皮靴。

  我常常写信给他,有一次是替邻村一个朋友要一种特殊的药品,他给我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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