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31)

三一

　　§第十二章　对现代派小说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以后不久，朋友们便把他引进弗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小组，后者是俄国保守派的首脑人物，写过一些内容空泛的关于上流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他在宫廷内颇有影响，有权提名大臣候选人，并在钱财方面卷入过他那些候选人的丑闻和可耻勾当。同这样一位政治投机家接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可悲事件，也几乎是他最大的错误。当时，梅谢尔斯基正忙于筹办《公民》阅刊，用他的话说，这个刊物“负有一项保守的战斗任务”。

　　著名诗人阿迈科夫，费丘特切失，著名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尼斯特拉霍夫和博马尔克维奇，都是这一新刊物的指导者。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成了《公民》杂志的编辑，他在1873年至1874年初，一直负责这个刊物的出版工作。

　　他探索到一种新的政论作品形式：艺术家就当前的重大事件发表评论。《作家日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它讲述作者和别林斯基的争论，讲述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会晤，评论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和俄国人民的使命，评论列斯科夫的短篇小说《永远难忘的大使》，论述为民间剧院撰写的取材于工厂生活的剧本，回忆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恋——所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和引人入胜的题材，身兼编辑的作家把它们写得绘声绘色。1873年，以其具有尖刻讽刺性的短篇小说《豆子》为起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那一组绝妙的中短篇故事《温顺的女性》、《一个荒唐人的梦》、《圣诞树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开始陆续在该刊发表，这是作家运用短小文艺体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公民》编辑部的工作，很快就变得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忍受了。进步刊物严厉谴责这位著名作家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同作者谈话、阅稿、修改文章，这一切都是在这家半官方刊物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中进行的。刊物的新编辑同他的暗中领导人梅谢尔斯基的意见分歧很快便暴露出来；针对《公民》创办人的种种浅薄而又卑劣的政治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提出自己的纲领：“我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同基督教是一种对立物，我很想把这一想法写进一系列文章中。

　　可是我却做不到。”

　　被刊物占去的时间影响了他的中长篇写作。在编辑部令人窒闷的气氛中，他所珍视的是同一些年轻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交往，他们使他了解到他们的需求、探索和幻想。

　　在《公民》杂志的许多合作者中，有一位叫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他当时是内阁成员和给大公们讲授法律学的教师，是沙皇制度末期反动政府中最阴险可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十分器重《罪与罚》的作者，积极协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刊物，并竭力从思想上对后者施加影响。

　　然而就连这样一位高级人士的庇护，也不能巩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编辑部中的地位。早在任命他为该刊编辑的时候，第三厅就作过这样的表示：“对此人将来的活动概不负责。”梅谢尔斯基的刊物经常受到指责，说它违反了书报检查制度，各种行政处罚如同冰雹一般落在它的头上。1873年6月，书报检查委员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起诉，法院判决对他实行罚款，并将他关进军队禁闭室。1874年3月11日，内务大臣指控《公民》周刊“发表了一些旨在煽起对帝国某一部分人士敌对情绪的言论”，并于3月12日对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负责编辑和出版的杂志提出第一次警告。

　　这实际上是威逼“政治性报刊”的负责人停止其职务，否则该刊就有被查封的危险。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理解的。他遂于3月19日向出版总署提出辞呈，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请求解除他在《公民》编辑部的职务。

　　不过在解除职务之前，他还得根据法院判决，被拘留在军队禁闭室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公民》周刊的编辑受审的，理由是他未经宫廷大臣许可，擅自在刊物上登载有关“高级人士”的秘闻。在法庭上，作家不承认自己有罪，于是他被判罚款25卢布并拘留两天。

　　谁也不急于执行这项业已作出的决定，不过行将到来的和刊物决裂要求尽快结束这桩“公案”，于是警察分局长于1874年3月21日晨前来找他，把他带到区法院，在那里向他宣布了拘留地点。那是干草市场上的一座监狱。

　　他被安置在一间“相当整洁的宽敞房间里”，他坐在一张普通的小桌旁，一边喝茶，一边抽着他那个像炮筒子似的烟斗，聚精会神地阅读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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