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23)

二三

　　2.大审判

　　对工人代表苏维埃案件的审判于9月19日开始。在长达一个月的审判中，法庭先后传唤了四百多个证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出庭做证，他们当中有工人、厂主、宪兵、工程师、仆役、市民、记者、邮政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参议员、流氓、工人代表、教授和士兵等等。他们在法庭上排成长长一串，在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及被告（尤其是被告）火力交叉的盘问下，一桩一件、一五一十地追诉着工人苏维埃的活动。被告也进行了辩解。托洛茨基在法庭上讲了俄国社会现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要求参议员洛普欣出庭做证，遭到法庭拒绝，于是大家群起抗议，使得审判无法进行，不得不把“犯人”带回监狱。

　　随即辩护律师、证人和旁听者也跟着退场，法庭上只剩下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在“犯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宣判。

　　托洛茨基的父亲和母亲也旁听了审判。他们的思想感情是错综复杂的。

　　现在总不能把儿子的行为说成是胡闹——像在尼古拉耶夫的施维戈夫斯基花园里所干的那样。他们的儿子已经是几家报纸的编辑、苏维埃的主席，又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都使老人们感到骄傲。当20位律师一涌而上，纷纷与他们的儿子握手的时候，母亲甚至激动得哭了。她以为儿子不但会被宣布无罪，甚至还会获得殊荣呢。儿子告诉她做好他被判处苦役的思想准备，她惊恐而又迷惑不解的望着律师们，想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既感到欣慰，又感到痛苦。

　　“犯人”被到处迁居流放，褫夺一切公民权。这还是较轻的处罚，本来“犯人”认为会判处苦役。但迁居流放与上次托洛茨基经历的行政流放完全不同，它是无限期的，任何形式的逃跑都将加判3年苦役。

　　3.再次流放，再次逃跑

　　1907年1月3日托洛茨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命令我们在接待室里换上囚服。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好奇地穿戴起来。大家穿着灰袄子，披着粗呢外衣，戴着灰帽子，互相打量着，觉得很有趣。允许我们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靴子……

　　留下那双靴子对托洛茨基十分重要，因为他在靴子底珍藏了一张证明，后跟里嵌有几块金币。他们被押送的目的地是深入北极圈内的奥勃多尔斯克村。这地方离铁路1500俄里，离最近的邮电局800俄里。邮递员两星期来一回，春秋两季道路泥泞时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都不来一次。当局在途中采取了特殊的警戒措施。随来的彼得堡押送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事实也是如此。

　　一位在犯人车厢值班的中士，拔出军刀，激动地朗诵起刚发表的革命诗篇。

　　监狱代表对他们也很客气，因为革命和反革命胜负未定，鹿死谁手尚难预卜。

　　押送队的一个军官拿出上级的一份公文给他们看，上面说法律允许他在押送途中不给他们戴手铐。

　　他们乘火车到秋明，然后改乘雪橇。他们14个流放犯由52名士兵押送，分乘40辆雪橇，从秋明出发，经托博尔斯克，沿鄂毕河北上。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他们一行于2月12日抵达别列佐沃，这是彼得大帝放逐他的宠臣缅希科夫的地方。允许他们在这里休息两天，前面大约还有500俄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奥勃多尔斯克。可以自由走动了，当局不再担心犯人逃跑。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往鄂毕河，沿途又有电话线路，任何逃犯都会被抓住。

　　同他们一起被流放的有一位老革命家——费特医生。他教托洛茨基装坐骨神经痛，以便能在别列佐沃多待几天。托洛茨基顺利地实现了计划的头几步，因为坐骨神经痛是无法检查的。人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医院，在这里他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病情“好转”以后，他一连几个钟头在外面转悠，住院医生还叮嘱他多活动活动。上面已经说过，在这个季节，谁也不担心犯人从别列佐沃逃跑。应当拿定主意了。于是托洛茨基决定向西，直向乌拉尔方向逃去。

　　其实，费特的主意是来自一个绰号叫做“山羊脚”的当地农民。这个矮小、清瘦和机智的人是组织逃跑的行家，而且他干这个完全不是为了私利。

　　后来他的事败露后，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十月革命以后“山羊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托洛茨基就是他10年前帮助逃跑的那个人，直到1923年他才到莫斯科来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一套红军礼服，请他去看戏，还送给他一台留声机和其他一些礼物。不久以后，老人在他的北方老家去世了。

　　从别列佐沃出来就要乘鹿拉雪橇。关键在于要找一个敢于在这个季节冒险上路的向导。“山羊脚”找到一个兹梁人，此人与大多数兹梁人一样灵活和老练。

　　出逃的时间定在星期天夜里。这天晚上地方当局的要人全在看一个业余剧团的演出。托洛茨基到作为剧场的一座营房里去露一下面，还特地会见了县警察局长，跟他说，自己感觉好多了，过两天就可以到奥勃多尔斯克去。

　　这是很诡谲的，也是非常必需的。

　　当教堂钟楼敲响12下的时候，托洛茨基悄悄钻进了“山羊脚”家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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