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10)

一〇

　　同学们不是阅读，而是研究，从它的由教授们撰写的软弱无力的社论一直研究到科学小品。这家报纸办得最出色的是国外报道专栏，特别是来自柏林的报道最吸引人。他正是从《俄国新闻》第一次获得了西欧政治生活的图画，特别是多党派议会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听到倍倍尔以及尤金·里希特演说后的激动心情，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达欣斯基对冲进议会大厅的警察所说的一句话：“我是3万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谁敢碰我！”

　　学生们把这位加里西亚革命者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天晓得，议会主义的戏台那时把他们这些年轻人欺骗得多么惨呀！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大选，奥地利众议院的大打出手，以及法国保皇派的阴谋等等，都比他们自己个人的命运更加使他们关注。

　　与此同时，廖瓦与家里的关系日益恶化。有一次廖瓦的父亲到尼古拉耶夫来卖谷，风闻廖瓦新近结交了一些朋友，意识到危险将要降临，企图运用父亲的权力来防止它。他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毫不妥协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选择道路的权利。结果，他放弃了家庭的资助，离开了寄宿的人家，搬来跟施维戈夫斯基同住，后者此时已租赁了另一处花园，有一间更为宽敞的木屋。他们一共有6个人同住，过着“公社”式生活。夏天，还有一两个生肺病的学生住到这里来呼吸新鲜空气。廖瓦开始私人兼课。他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①，身穿蓝短衫，头戴圆草帽，手拿黑木棍，睡觉不用床单，吃饭喝自己烧的大锅汤。他们杂乱无章地读书，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憧憬未来，觉得生活得很幸福。

　　①公元前8—前4世纪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子女的教育体制规定7—20岁的青少年在寄宿学校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学习读书、写字和唱歌。

　　不久，为了在群众中传播有益书籍成立了一个组织。学生们筹集资金，购买了一些廉价出版物，可就是无法把书籍传播开去。施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有一个雇用来的工人和一个小学徒，学生们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但那个工人原来是个伪装的宪兵，是特地打入学生们内部监视行动的，他的名字叫基里尔·特霍尔热夫斯基。他还把那个小学徒拉过去为宪兵队服务。学徒从学生们这里偷去一大包通俗读物，送到宪兵队里去。出师不利，但学生们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

　　2.茫然与期待

　　廖瓦写了一篇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辩论的文章，送到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杂志。文章里满是警句、引文和攻击，真正的内容没有几句。他邮寄了这篇文章，一星期后又跑去探听结果。一个戴一副大眼镜的编辑同情地望着站在面前的头发蓬乱、脸上没有胡子的作者。文章没有问世，但并没有谁因为这受到损失。

　　东撞西撞四处碰壁以后，大家决定办一个互教互学的学校。学员一共有20人。廖瓦教社会学，这听起来相当神气。他全力以赴地备课，开头两课非常成功，可接着就感到资源已经枯竭。第二位教师讲法国革命，一开始就砸了锅，只好答应把讲稿写出来。他的诺言当然未能兑现。办学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廖瓦跟这位教法国革命的教师，也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家最大的孩子，决定合写一个剧本。为了不受干扰，学生们甚至临时搬出公社，躲进一间谁也不知道的房子里。剧本以两代人的冲突为背景，反映各种社会思潮。虽然两位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可是却在剧本里把一个民粹派描写成残缺不全的人物，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个个都勇敢、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

　　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被生活所摧残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姑娘，可是那姑娘却以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失败的激烈言辞把他给申斥了一通。

　　剧本没有最后写完，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带到另一住处。后来，当他们都被关进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曾试图通过亲戚寻找过手稿，也许他当时认为流放是修改剧本的最好时光。可是剧本没有找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保存它的主人在它那不幸的作者被捕以后，认为还是把它付之一炬的更好。廖瓦并不感到特别痛心，说实话，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活中失去的许多手稿，其价值不知比它高多少倍呢！

　　1896年，廖瓦总算回乡下去了一次，但仅仅是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和解。

　　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廖瓦还在对他仍然有很大吸引力的纯数学和越来越使这位年轻人倾心的“革命”举棋不定。每次一接触这一问题就会立即导致一场家庭危机。家人都愁容满面，非常痛苦，廖瓦的姐姐偷偷掉泪，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在乡下做客的一位叔叔是位工程师，也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老板，劝廖瓦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不失为摆脱僵局的一条临时出路。廖瓦在叔叔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他们常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他的叔叔擅长赚取利润，却不能解释它。考数学系的事耽搁下来。廖瓦在敖德萨寻找着。寻找什么？应当说，主要是寻找自我。廖瓦偶然结识了一些工人，弄到一些非法印刷品，又当了几天家庭教师，为职业学校高年级学生举办了秘密讲座，还继续与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辩论，不打算缴械投降。秋末时廖瓦又乘船来到尼古拉耶夫，重新同施维戈夫斯基一起住在那个园子里。

　　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他们讨论最近几期激进派杂志和争论达尔文主义，茫然地准备着，期待着。什么是他们开始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很难说得清楚，只觉得它来自内心深处。在这个知识分子圈中谁也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工作。大家意识到饭后茶余没完没了的清谈与革命的组织工作有天渊之别。他们知道对工人的工作需要以秘密活动方式进行。当大家说出“秘密活动”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人表情严肃，十分庄重，甚至非常神秘。他们毫不怀疑，他们最终一定会由清谈转向从事秘密活动的，至于何时和如何实行这样的转变，谁也说不准。为了替自己的迟迟不采取行动辩解，大家彼此常说：

　　应当准备准备。这种说法毕竟不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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