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38)

三八

　　§第十八章　走出“烟”之笼罩，走近革命青年

　　小说《烟》问世后，屠格涅夫越来越频繁地思念往事。回想起同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凯维奇的友谊；同别林斯基的接近，别林斯基曾亲昵地称他为“孩子”，并吓嘘要罚他“站墙角”；是《猎人笔记》使他获得了一个优秀艺术家和俄罗斯最进步的人士之一的荣誉；他的一些长篇获得空前成功；在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杂志社工作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亲近的人了。

　　屠格涅夫本人感觉到，他的作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反映真实的俄国现实生活，长期侨居国外妨碍了他的创作。于是，70年代的屠格涅夫又重新返回到《猎人笔记》文集中，去回忆那些尚未成稿的旧有的构思，整理很久以前的草稿，又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和《活尸》。屠格涅夫常在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朗读《猎人笔记》中的故事。

　　他亲眼看到这些故事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相反人们对它们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屠格涅夫重温《猎人笔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对作家与俄罗斯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那段历史的回顾。

　　屠格涅夫虽然侨居国外仍一如继往地关注着俄罗斯文学，关心着文学新秀和新的天才作品。他热烈欢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辛辣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他把这篇作品与世界闻名的英国政治讽刺小品文作家约翰·史惠夫特的优秀作品相媲美。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使屠格涅夫想了很多，在许多问题上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然而他仍然为俄罗斯产生了这样的天才而骄傲。

　　屠格涅夫侨居国外时，担负起了在欧洲热情宣传俄罗斯文学的任务。他在法国和英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他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个城市的历史》的文章和评论等。他向欧洲文学家介绍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冈察洛夫的作品，还亲自同法国作家鸠朗一起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

　　他在国外介绍俄罗斯文学时，既强调了它的世界意义，又强调了它的独特性，它与俄罗斯生活及俄罗斯人民的紧密联系。屠格涅夫曾向法国杂志《十九世纪》这样介绍：“列夫·托尔斯泰是当代俄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而《战争与和平》，恕我冒昧地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托尔斯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作家。”

　　1870年夏，屠格涅夫到俄国作短期停留。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这使他急于回到巴登—巴登。途中得知已经宣战。

　　起先，巴登—巴登一切都很平静。6月18日还在那里举行了国际循环象棋比赛的开幕式。屠格涅夫被选为这次比赛的副主席。他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一位狂热的棋迷。他经常去巴黎蕾朗咖啡馆，在那里，可以碰到一些最著名的棋手，屠格涅夫曾和他们交过手。

　　然而，这里的宁静气氛很快就被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居民们急急忙忙离城而去，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一家决定在巴登—巴登暂留一些时候。

　　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政体非常痛恨，因此极希望德国人取胜。因为他们认为，要是拿破仑帝国存在，欧洲就不能自由发展。然而当法国接二连三地吃败仗，拿破仑三世政体崩溃后，德国军队公然充当侵略者角色，与法国资产阶级相勾结，消灭了世界上第一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府——巴黎公社，屠格涅夫感到了不安，他曾写道：“笼罩着整个德国的征服者的贪心并不是令人特别乐观的。”

　　德国军队对被征服国家施加的、有损其民族尊严的暴力，引起了一个俄国人道主义作家的反对，因为他真正爱护和尊敬法国人民，承认它对过去历史所起的伟大而光荣的作用。

　　战争使维亚尔多不能在巴登—巴登进行教育工作。

　　1870年深秋，维亚尔多一家迁到了伦敦。屠格涅夫随后也到了那里。在英国，他开始了大型中篇《春潮》的创作。1871年底，他们来到了巴黎。

　　屠格涅夫虽然身在国外，仍然关注着俄国现实社会。作家几次返回故乡，亲眼看到俄国农村萧条败落、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惊心动魄的死亡现象。农村的财主富农取代以前农奴制的地主，甚至变本加厉。贪污、舞弊、形形色色的讹诈欺骗行为充斥整个官僚专制制度。

　　1875年屠格涅夫写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比我们生活过的青春时代更加龌龊。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得紧紧的一扇门；而现在，门似乎开了一条缝，然而要进去却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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