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36)

三六

　　§第十七章　一切如“烟”

　　同革命民主主义派断绝关系后，屠格涅夫在国外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回俄国的次数越来越少。

　　1864年春天，波丽娜·维亚尔多在巴黎歌剧院举行告别演出，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但这位女歌唱家意识到，她的歌喉已丧失了从前的魅力，她退出舞台的时刻已经到来。维亚尔多夫妇憎恨拿破仑三世及其制度，离开了法国，移居到德国巴登—巴登，他们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城郊买了一所别墅。波丽娜·维亚尔多在这座别墅里办了一所欧洲最好的声乐学校。

　　屠格涅夫在维亚尔多别墅的旁边买下了一块地，给自己盖起了一幢私人住房。从此，屠格涅夫也在巴登居住了下来。

　　屠格涅夫为女儿和她那位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在巴黎租了一套小小的住房，他常去看她们。1865年2月，女儿出嫁，做父亲的热忱地参加了女儿的婚礼，感到无比幸福。屠格涅夫对女婿印象很好，认为他漂亮、善良而又能干，他觉得他的女儿会得到幸福，因为新婚之家在物质上是有保障的：菠莉娜（屠格涅夫的女儿）得到父亲一份富裕的嫁妆，她丈夫加斯顿·勃留艾是一家玻璃厂的厂主。不久后，屠格涅夫有了外孙们。屠格涅夫本人从未尝到过家庭幸福，他特别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然而，生活无情地欺骗了父女俩。加斯顿破产了，并且挥霍了妻子的所有嫁妆。夫妻之间不和，美满的家庭被彻底破坏。菠莉娜带着孩子，没带任何财物，离开丈夫跑到瑞士。屠格涅夫虽然已经年迈苍苍，病情严重，仍然尽可能资助她，帮助她躲藏起来，甚至临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巴登以矿泉疗养、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而闻名，这里的写作环境很好。但屠格涅夫长期以来写作不顺心，同《现代人》的破裂，同赫尔岑、奥加辽夫等的分歧，与“第三十二号诉讼案”的牵连，一些报刊对《父与子》的猛烈抨击，这一切都使作家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同时，在思想上他也极其彷徨，面对俄国继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难以决断该何去何从。

　　他离开了革命民主派，却又不愿与反革命阵营同流合污。他竭力想在他不赞同的革命思想和他憎恨的农奴精神之间，寻找某种中间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屠格涅夫的写作速度大大下降了。

　　从前，在短短的时间里——1855年到1861年——他创作了4部优秀长篇：《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可是现在，从1862年直至1867年底，他只创作了几个短篇和一个长篇《烟》。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悲观主义，证明了屠格涅夫在这一时期所经受的思想危机。

　　《烟》是作者于1865—1867年之间写于巴登-巴登。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巴登，然而作品描写的中心却是俄罗斯人和农奴制改革后几年俄国生活中的问题。

　　小说重点描写了聚集在巴登—巴登的俄罗斯贵族，他们的中心是一个将军小团体。屠格涅夫对构成俄国专制制度支柱的这些人物，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屠格涅夫说：“《烟》中的将军们我写得很成功，准确地击中了要害。您知道，在《烟》出版的时候，那些真正的将军们非常生气，有一天晚上，在英国俱乐部里，他们本来已准备好要集体给我写一封信，想把我从他们的社交圈子里开除出去真了不得，对我来说，要是真能得到这样一封信该是一件多大的喜事！我会把它镶在金框里挂在墙上呢！”

　　小说的主人公李特维诺夫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

　　他不是个坚强而勇敢的当代进步英雄人物，也不是革命民主派，他不过是个贵族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逐步改良，但是由于性格软弱，遇事优柔寡断，不但在改良社会方面毫无成效，而且在个人的爱情生活方面也彻底失败了，所以感到浮生如梦，“好像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都是烟”，小说具有浓厚的颓废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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